几栋红顶白墙的小楼镶嵌在群山环绕中，门前一条清澈的小河翻卷着浪花，远远望去，似乎是一座度假的山庄别墅。

 

铁门打开，下车，一条黄狗摇着尾巴迎过来，主人提醒：“别怕，这狗不咬人。”而另一条被拴在一旁的黑狗正冲着人汪汪直叫，这里又仿佛是一个古朴的农家大院。

 

进门，一楼的栏杆上挂满了湿漉漉的外套，窗台上墙脚边摆放着十几双沾满泥浆的球鞋。

 

墙上挂着一排精美的展板，展板上罗列着一个个课题、一组组数据、一幅幅图表。尽管这些课题数据图表一般人看不懂，但从它的制作之精细上看，这是主人的珍爱，同时也表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科研单位。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西藏林芝鲁朗镇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下称青藏所)藏东南高山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研究站坐落在距林芝80多公里的山脚下，院子有几十亩地大，四周青山环绕，景色宜人，十分宁静，只有门前那条奔流不息的小河是唯一的声响。忽然，“当当当”一阵急促的敲盆声打破了宁静，食堂开饭了。据说这是他们的“传统节目”，因为这里太安静，敲盆子每个房间都听得见，就以此方式召唤大家吃饭。

 

大家陆陆续续来到餐厅。副研究员张林向记者介绍，每年6到9月是野外科考的最好季节，青藏所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带着课题来这里准备野外考察。在餐厅里，一群刚从野外考察归来的年轻人围拢在一起吃饭谈笑，那条黄狗在桌下窜来窜去。

 

张林，瘦瘦的中年人，从事青藏高原研究十几年。他说，在这里进行野外考察要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高原反应、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所以干这行首先必须有好身体，能干重活。他说自己是“体力劳动者”。他向记者描绘了他们日常野外考察的场景：坐大半天的车才到目的地，然后背着几十公斤的仪器爬山，爬到海拔4000米以上，这时已经筋疲力尽，甚至头疼恶心。然后扎帐篷，开始观察取样记录等等，吃自己带的食品，一住好几天。这季节又是多雨，早晚温差大，淋雨挨冻是小事，就怕出意外事故或是生病。一次野外作业下来，不感冒生病算是幸运的。在这里，必须吃好喝好，养足身体，否则就是负担。

 

徐海青，台站负责人，是野外考察的“后勤部长”，两口子都在站里，4岁的孩子寄养在安徽老家。考察旺季，他开车随队员一道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一次为了在7000米冰川上打凿取冰芯，他陪队员在“冰屋”里整整住了一个星期，那份寂寞难耐逼得人“想跳下去”。考察淡季，其他人或回北京或回拉萨，而他留守在站里，与那山那水那狗为伴，继续受着那份寂寞，只有春节，夫妇俩才回安徽看望孩子。记者问没想办法离开这里？他沉思片刻说，孩子还小，过几年再说。然后他话题一转，说中国科学院和青藏所都很重视野外研究站建设，投了不少钱用于硬件改造，这几年条件好多了，能上网，看电视。他指着这排楼房说，这是今年建好的，可以保证科研人员到这里考察研究吃好喝好休息好。

 

薛永刚，一个憨厚的小伙子，博士。他2009年第一次出野外，翻越唐古拉山，被困了30多小时，由于缺氧，流鼻血呕吐，当时心里很沮丧，想到报考这个专业时，老师说要有思想准备，这时才体会到这个“思想准备”意味着什么。3年的野外锻炼，不仅炼就了他的体魄，也使他找到了事业的动力。“现在，我感到很有兴趣，虽然我家人不知道我这么苦，但我认为我的研究很重要，我必须做下去。”他的第一篇论文刚交给导师。他说，他对论文充满自信，并希望继续做这项研究。

 

兴趣、自信，或许是许多从事青藏高原研究的科技人员的共同特征。张林告诉记者，由于青藏高原具有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在青藏高原做出的东西往往就是世界性的东西，外国人很感兴趣。现在，有的研究方向外国已走在前头，我们的压力很大，当然，这也是一种鞭策。

 

刘新圣、王亚峰、罗伦、李晓霞、俞洁辉……他们的专业或有不同，做研究的时间有长有短，也许将来他们中起码有一半人毕业后去干别的工作，不再从事这项研究。但现在，他们在认真地做研究，认真地完成学业。不管将来如何，这段经历都将是他们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而留下来的则意味着把一生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奉献给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

 

第二天清晨，我们准备离开，在院子里话别。那只不咬人的黄狗依然不声不响地摇着尾巴，那只被拴住的黑狗依然在叫。我们上车时，一位小伙子提着行李走来要搭车去林芝。他在林芝乘车到拉萨，然后再去唐古拉、沱沱河取回野外实验标本。唐古拉、沱沱河在很多人眼里是遥远而又神奇的地方，可从他嘴里说出来给人感觉就好像要去逛一家超市那般轻松。■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1年第12期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