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张火红的“手稿”，如同升腾的蘑菇云直冲云霄，又如熊熊燃烧的火炬点亮苍穹。4015页 “手稿”，喻示着钱学森从1955年回国到1966年首次成功进行“两弹结合”试验的4015个日日夜夜；“手稿”整体高度9.8米，则寓意钱学森先生98年的辉煌人生。这份“手稿”，就是陈列在钱学森图书馆大厅里的标志性雕塑“升腾的智慧”。
这座位于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钱学森图书馆，于2011年12月11日——钱学森诞辰100周年之际——正式建成对外开放。它也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国家级的科学家纪念馆。图书馆外形方正简洁，巍然屹立，东侧外墙上则是钱学森微笑的头像。方正平直的巨石，寓意钱老心系祖国大地的赤子情怀，表达出钱老在其中贡献一生的戈壁滩风蚀岩意象。馆藏的一枚导弹弹体高耸挺立，象征钱老在中国航天事业上取得的石破天惊的成就。
徜徉在这偌大的图书馆中，举目所见，每一张剪报都凝聚了钱学森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每一份手稿都记载着钱学森为中国航天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每一幅老照片都见证了钱学森爱国奉献的光辉人生。
镇馆之宝：结束“有弹无枪”
走过“升腾的智慧”雕塑，来到中厅，只见一枚导弹弹体横空出世，从地下一层直刺苍穹。这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装备部捐赠的改进型中近程导弹弹体，也是钱学森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弹体的弹头和基座是委托导弹原生产厂家按照1：1原样复原的，整个导弹全长21米，直径1.65米，重4.18吨。它是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6年中国首次“两弹结合”飞行试验使用的就是这个型号的导弹。
这个庞然大物神秘而威严，翘首直冲蓝天。在导弹实体背后的环形幕墙上，现代化的投影手段为我们还原了当年的情景。正是因为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工作者的披荆斩棘、呕心沥血，才有了先进导弹的一飞冲天。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5年5月14日，中国飞机空投的原子弹在500米高度爆炸。从此新中国不仅拥有了原子弹，还可将其投入实战。然而当时，新中国轰炸机的性能还很落后，任何一种歼击机都可轻易拦截，因此被嘲笑为“有弹无枪”。
但嘲笑丝毫削弱不了钱学森的决心。在克服无数难关后，1964年6月29日，钱学森作为发射场最高技术负责人，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起指挥了中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钱学森顶着烈日查看测试现场，听取各单元测试的汇报，现场协调和处置各种技术问题，果断采用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最终成功发射导弹。在发射现场，张爱萍激动得和钱学森热情拥抱，并高呼“科学万岁”、“科学家万岁”。
1966年10月27日清晨，“两弹结合”发射试验测试进行。聂荣臻元帅一声令下，导弹携带原子弹弹头从甘肃酒泉腾空而起，精确命中800公里以外新疆罗布泊的目标。阵地指挥部喇叭里传出落区情况报告和闷雷般轰隆隆的核爆炸声，随即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导弹核试验获得巨大成功。新中国终于结束了核武器“有弹无枪”的历史！
顺着环形坡道徐徐下行，就来到了导弹实体近旁。这里用巨型壁画模拟了当初导弹发射的现场：朔风劲吹，风沙漫天。虽然天气寒冷，环境恶劣，但科学工作者们干劲十足，紧张地忙碌着……观众仿佛置身于45年前那历史性的瞬间，顿觉今天的和平生活和煦阳光如此弥足珍贵，对钱学森等前辈的敬仰之情仰之弥高。
这枚见证历史沧桑的导弹静静地陈列，连同泛黄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巨幅“蘑菇云”照片等等，永远铭刻着钱学森的丰功伟绩。
审讯记录：艰难回国路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在一份美国当局对钱学森的审讯记录上，钱学森掷地有声、义正辞严的话语，令人肃然起敬。为了回国效力，钱学森经历了一段艰险重重、跌宕曲折的历程。
在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钱学森随即准备回国。但此时正值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许多进步人士遭受迫害，钱学森的回国计划也遭受阻挠。1950年9月7日，美国司法部以“共产党员”、“携带机密资料”等无理罪名逮捕了钱学森。作为当时美国火箭研究的顶尖人物，钱学森掌握着太多重要的技术信息，美国当局显然不愿放他走。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甚至声称：“决不能放走钱学森！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监狱里15天的折磨使钱学森瘦了15斤，还暂时失去了说话能力。直到加州理工学院缴纳了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钱学森才被释放。在出狱后钱学森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长达5年之久。
正是展窗里那看似平常的一封信让事情有了转机。这封信是已被软禁了5年的钱学森摆脱特务监视，在夫人蒋英寄给在比利时的妹妹的家书中，夹带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一句一句倾诉的，都是钱学森的拳拳爱国之心。
中国政府一直与美国有关方面协调以争取钱学森尽早回国，可是美国一直不松口。钱学森这封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信，很快由陈叔通交给周总理，并转送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王炳南将信当场宣读，美国政府哑口无言，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和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终于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汽笛悠扬，轮船起航。海鸥追着轮船鸣唱，仿佛在为远航的钱学森送行。阳光穿透密布的阴云洒向大海，银白的海浪不停翻腾，如同钱学森此时激动不已的心情……看着展窗里那一张小小的船票，熟知这段历史的观众此刻仿佛能看到钱学森独立船头豪情满怀的情景。
值得一提的是馆里面陈列的多种版本的《工程控制论》。这是钱学森在回国受阻、遭受软禁期间，苦中作乐、坚持科研的宝贵成果。他从“技术科学”的思想高度出发，运用控制论的基本思想，对各种工程技术系统的自动调节和控制理论作了全面研究，把控制工程系统的技术总结提炼为一般性的理论，从而完成了经典工程控制论的综合，创立了“工程控制论”这门新的技术科学。
1954年，《工程控制论》英文版一问世，就赢得高度评价，迅速被译成俄、德、中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控制论领域的经典著作。一年后，钱学森将《工程控制论》送给他的导师冯·卡门教授作为临别礼物。冯·卡门由衷地赞叹道：“你现在学术上已超过我了！”
眼前这一本本《工程控制论》静静陈列，它们讲的不仅仅是钱学森的科学理论，还有钱学森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苦中作乐的心境和对科学永不停止的热爱。
剪报之海：科学家的一丝不苟
眼前这些展窗里，是一叠叠发黄的剪报。它们都被整整齐齐地粘贴在A4纸上，上面无论中文、英文、大字、小字、计算、图表，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连一个小小的等号，也长短有度，中规中矩。乍一看它们简直是精美的艺术品，殊不知这数量庞大、浩如烟海的，正是钱学森几乎每日都要做的剪报。
钱学森图书馆藏有钱学森自己做的629袋、24500多份剪报,很多是首次与外界见面。当年美国海关无理扣押了钱学森的行李，发现有九大本按照不同主题分类的剪报，其中有大量关于原子弹方面的内容，这些英文剪报甚至成为美国当局诬告钱学森的所谓“证据”。其实这不过是钱学森工作的习惯而已。
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钱学森便已经养成看报、剪报的习惯。回国后，钱学森依然如故。钱学森看报很讲究顺序。服务员知道他的阅读习惯，每天收到报纸之后，必定按照顺序放好，送给钱学森。钱学森逐一看完，必定按照顺序放好。
钱学森看报很仔细。有一回，他的秘书涂元季告诉他，这一期《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的母校。钱学森马上回答说，不是一期，是连载了两期！
在阅读中，只要是认为有保存、参考价值的文章，钱老就剪下来保存。在工工整整剪好之后，把剪报端端正正贴在白纸上，再注明报刊名、年月日，便于日后引用时注明文章的出处，然后把剪报按照不同的内容装进一个个写明主题的牛皮纸袋。他还在很多剪报上批注，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些闪耀着钱学森智慧的批注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剪报，是钱学森的资料库。它更像是一部无声的教科书，展现了一位大科学家对待科学一丝不苟的精神。这些珍贵的剪报，令人仿佛看到钱老坐在书桌旁，带着眼镜在小心翼翼地剪报，旁边堆满了一个个鼓鼓囊囊的大纸袋……
旧公文包：拎出“两弹一星”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钱学森为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无数荣誉，但他始终十分谦逊，常常这样说道。
从馆藏钱老的亲笔书信中可以看到，钱学森不知推辞了多少职务和荣誉，他也一直不愿接受“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的称呼。他曾坚定表示，航天是一项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事业，其成就应要归功于集体，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该做的事情。
1989年钱学森获得“小罗克韦尔奖”，这是理工界的最高荣誉。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协为钱老联合召开庆祝座谈会，钱学森在会上说：“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个中国人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中国成千上万为此作出贡献的人。”
在生活中，钱学森也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在钱学森图书馆可以看到钱老的书房和客厅的样子：书房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靠墙摆放着插满书籍和资料的书架，除了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空间已经所剩无几。客厅摆放着朴素的沙发和茶几，钱学森从美国带回来的音箱用了几十年已经褪了颜色……
钱老的家人说，真实生活中钱家的客厅就是这个样子，不过20来平方米，一架钢琴占去四分之一的面积，地板还是旧的，有些地方已经磨掉黄漆露出白色的木茬。
“最近，我又看到网上展览了他的书房，一看还是老样子，我才知道钱老多次拒绝给他改善居住条件。”钱学森的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友声说。
而一个陪伴了钱老40多年、已经磨损多处的公文包，则让人油然起敬。
这个公文包是钱学森旅美期间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时由会务组馈赠的。公文包上“H.S.T”是钱学森的英文名“Hsue-shen Tsien”的缩写。1955年钱老归国时将其带回国内，从此便一直带在身边。“这个公文包，手柄换了又换，陪伴他40余载，记载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日日夜夜。”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钱学森图书馆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吴旦动情地说。
因年久使用，公文包的边沿经多次缝补，尚有松断的线头，在包的两侧还有多个大小不一的破洞。但钱老仍不舍丢弃，一直使用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正是这个破公文包，陪伴着钱学森为航天事业呕心沥血，见证了“两弹一星”的惊人问世，记录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2年第1期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