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23°10′，东经112°31′。这里被中外学者誉为“北回归线上的宝石”。传说这里曾经是“少林十虎”之一方世玉苦练拳术之地。今天，鼎湖山这个全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科学家们修练“学术”之地。

 

北回归线嵌碧绿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我的兴奋指数达到五颗星。”华南师范大学学生杨立对本刊记者说。在鼎湖山采了一整天的蝴蝶标本后，每立方厘米高达105600个负氧离子此刻让他一洗疲惫。这一天，他和老师、同学在蝴蝶谷捕获了近60种蝴蝶。

 

位于广东肇庆的鼎湖山，在北回归线附近陆地沙漠和干旱草原地貌群中明媚地存在，林壑深深，泉溪淙淙。

 

蝴蝶谷是鼎湖第一景。湖中有岛，岛后有山，山中有谷，谷中有泉，山涧两旁蝶舞翩跹。故有对联称：“湖在天山岛在湖中屈子登临好问天，蝶在梦中人在蝶中庄生到此疑入梦。”

 

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地带性顶极森林群落——季风常绿阔叶林及丰富的过渡植被类型，为研究森林生态系统演替过程与格局提供了天然的理想研究基地。这里地处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州边缘，使得人类频繁的农业、工业、旅游活动对森林的影响易于暴露，对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参照研究也极为便利。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科学家们，50年前就在这里寻得一片碧绿，既做科研，也行管理之责。

 

作为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目前也是唯一隶属于中科院的自然保护区，1956年诞生的鼎湖山享有了独一无二的科研“待遇”。

 

来自中科院以及广东省各方的科研力量先后完成了鼎湖山站区地质、地貌、土壤、动物、鸟类、昆虫、植被类型、植物种类数量、大型真菌、微生物等的本底调查工作，在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内建立了森林永久观测样地、森林水文观测设施和森林小气候梯度观测设施，完成绘制了站区地质地貌图、土壤类型分布图、森林植被图等，为进一步开展长期定位研究奠定了基础。

 

长期的科研积累结出了硕果。2006年，该保护区研究员周国逸等在《科学》上发表文章《关于成熟森林土壤可持续积累有机碳》，以鼎湖山25年观测数据为基础，凝炼出“成熟森林土壤可持续积累有机碳”的观点，震动了国内外生态学界。该研究成果有力地冲击了成熟森林土壤有机碳平衡理论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现有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的看法，并催生了生态系统碳循环非平衡理论框架的建立。该研究成果曾被评为2006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鼎湖山的资深导游梁月乔觉得鼎湖山的空气越来越好。细心的她翻查资料发现，50年前，整个保护区除了庆云寺周围是自然林，其他地方大都是针叶林；50年后，针叶林已经被改造成生态效益更好的针阔混交林。

 

“保护区成立后，针对荒山和马尾松林进行林分改造的研究和试验，保护区科技人员先后对60余个树种进行了种苗繁育和造林试验，筛选出了适合本地区的先锋树种――荷木、锥栗和藜蒴，不仅用于鼎湖山周边荒山造林绿化和林分改造，而且被当地林业部门广泛推广应用。同时，成功引种驯化了300多种资源植物。”现任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黄忠良当年还是个小伙子。

 

“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最早，来这里旅游本身看的就是生态和环境。但凡我们搞活动，都要咨询管理局，就生态旅游开展合作，比如导游的科普培训。”鼎湖旅行社总经理董植森经常会到管理局坐坐。

 

鼎湖山管理局坐落在鼎湖山脚，要通过一段逶迤的山路，才能到达宝鼎园、庆云寺等游客集中点，这条山路就像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发展之路，充满了曲折。

 

曲折逶迤谱发展

 

虽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于历史原因，鼎湖山一直没有完整的“出身证明”。直到1996年，时任保护区管理处主任的孔国辉提出，从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现状和长远发展出发，必须着手解决鼎湖山的历史遗留问题。经过华南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以及国家有关部委的共同努力，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下达《关于确认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关问题的复函》，确认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为1956年建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为了使鼎湖山自然保护与科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时任华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兼鼎湖山树木园主任的何绍颐，力推鼎湖山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并促使鼎湖山步入国际行列。1979年，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成为我国首批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保护区网的自然保护区。

 

由于特殊的隶属体制关系，使得鼎湖山申请国家经费投入的渠道一路坎坷。鼎湖山人只好一方面厉行节约，另一方面努力筹措资金。

 

捉襟见肘，人员招聘就必须谨慎，今年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正在考虑是否招聘新人。保护管理工作较为繁重，考评和职称又得按中国科学院的有关规定，这成为困扰管理局许久的问题。

 

“以前我们管理体系的考核以科研为主，那时大家都专心做科研。黄宏文主任在前些年走马上任后不久，向我们提出能否做保护区管理方面的研究。作为最年长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该找出自己的优质资源；作为新一辈鼎湖山人，应该是从科学的知识背景去研究管理，否则就仅仅是个‘看山’的人。”管理局的局长助理欧阳学军说。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下辖森林1155公顷，20名管护人员除了把守8个全天候值班监护管护点外，还需要派出巡逻小组沿保护区周边巡查。人手紧缺，执勤任务繁重。

 

“今年清明节当日，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踏青者达10000多人次，祭祖者达1200多人次。”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俊浩以及管护科的员工们不得不高度戒备。

 

“那些天大家都是全天工作状态，早上七点到位，中午在野外就餐，晚上很晚还在巡查。两位当地的同事吃完午饭才匆匆忙忙去‘拜山’，一个小时就回了。”刚好被记者碰到的管护科科长孙涛一脸疲惫地说。4月3日晚，保护区一公里外出现火情，他火急火燎地奔赴现场，密切关注火势是否有蔓延到区内的危险，随时待命。

 

这支高效的护林防火队伍已经更换了好几代人。“大跃进”到“文革”期间，鼎湖山树木园的早期负责人黄吉祥，一身正气，凭意志和勇气战胜了砍伐的刀斧；长期担任护林队长的谢福七，忠于职守，得罪了不少人，险遭活埋，死里逃生。

 

“我本人在做鼎湖山的护林防火几十年。国家在鼎湖山搞生态保护的科研，与群众也有密切关系。春节、中秋节前，我都要与黄主任在会上说上几个钟头，每年都到现场讲：‘无鼎湖山，农民无水饮、无饭吃’。使群众认识到防火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关系，使群众形成一种自觉性。”谢福七回忆。

 

在鼎湖山，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英雄的故事。这么多的故事，汇集成保护区工作曲折而又惊心动魄的前进之路。

 

青山似欲留人住

 

美国马歇尔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国际著名杂志Journal of Ecology的副主编Frank S. Gilliam从未想过有生之年能见到古老的鼎湖山原始森林，以至说分别的时候他用了“艰难”这个单词，他甚至亲昵地称莫江明研究组“ my team”。

 

Frank与鼎湖山的交往开始于2008年5月的一封邮件。鲁显楷博士与导师莫江明研究员在研究中观点有些不同，在说服对方的过程中，鲁显楷查阅了大量文献。Frank是国际著名的氮沉降专家，鲁显楷试着写了封邮件给他，没想到马上得到回信。来来回回十几封信之后，他给远在美国的教授留下深刻印象。

 

“Frank在论文提炼以及算法交流上，给了我重要的指导，我邀请他来鼎湖山访问。”鲁显楷在2008年博士毕业前向Frank发出了邀请。

 

在导师莫江明眼中，小鲁是个对研究很有兴趣、刻苦、耐劳的孩子。

 

2003年，鲁显楷读博来到鼎湖山，这才知道森林可以长得这样郁郁葱葱。看到这一片绿色，他所有的辛苦和怨言顷刻化为乌有。

 

“鼎湖山是研究的沃土。同一块区域存在着400年的成熟林、混交林、季风林三种类型，太难得了！另外，50多年的混交林也没有被砍伐过。”鲁显楷一语道出鼎湖山的珍贵之处。

 

目前，他留下来工作，在鼎湖山脚下的农民那里租了套房子，在鼎湖山驻扎下来，作“氮沉降对森林生态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莫江明在氮沉降方面的研究已经积累30多年。1984年，他大学毕业到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通过合作项目认识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布朗教授。1991年，本来抱着不归心态出去读硕士的他，在三年半的研究学习过程中，认识到鼎湖山的科学意义，毕业后选择了回到鼎湖山。1997年氮沉降的论文被SCI 收录。2002年，莫江明拿到国家自然基金17万元的资助。同年，华南植物园进入“知识创新工程”序列，莫江明又拿到研究所层“面对前沿项目”的支持。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魏平，一提及鼎湖山便一往情深。在鼎湖山工作的日子里，他几乎爬遍了这里每座山，曾经“闭关”在原始森林中做“样地调查”两个月的他，笑称自己是“山大王”。交谈中，他屡次提及保护和利用好鼎湖山的重要性。

 

鼎湖山已经烙印在他心上。

 

同样将鼎湖山看得极为珍重的，还有管理局唯一的“80后”陈银洁。

 

“那时候很多同学都留在广州。当班主任老师在Q群上发招聘信息的时候，我就去报名了，那时觉得自己也挺喜欢植物，就很高兴地来了。”陈银洁似乎醉在这酽酽的绿中。

 

若不是亲眼见到陈银洁挺身制止深夜偷渔者的一面，这个活泼善良的小姑娘留给人的恐怕都是温婉可人的印象。

 

“我受刘莉老师的影响很大，我们经常一起制止这种非法行为。” 陈银洁她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有责任感，只是感到无形中已融入一种氛围：无论如何，保护鼎湖山这一“圣山”的工作不能有一点闪失。

 

内外兼修护生态

 

这种氛围应该就是叫“文化”的东西。

 

早在400年前，鼎湖山上的庆云寺就已晨钟暮鼓。某种意义上，佛教文化对鼎湖山庆云寺周边森林群落的完整起到了重要作用。

 

50年前，“老革命”黄吉祥像丰碑一样告诉人们该怎样去保护森林。囿于饥荒年代，颠沛流离，第一代鼎湖人凭着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将鼎湖山的森林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为什么那个生态意识贫乏的年代会有这样主动的意识？

 

“我看重鼎湖山的前途。虽然受了这么多冲击，但我依旧满足。我们犹如是在弹唱‘步步高’。这里曾有我的一份工作，就有我的一份思想。”早已退休的护林员谢福七朴实又直白。

 

改革开放初期，闯劲十足的第二代鼎湖山人北上北京，带着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批示，力挽狂澜，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从狂热的旅游和建设热潮中挽救出来。

 

勤勉的第三代鼎湖山人，更延续和弘扬着前辈们忠于职守的精神。

 

记者偶然听说黄忠良研究员的一个小插曲：熟悉的人都觉得黄忠良温良恭俭让，但如果有人想要打保护区树木的主意，黄忠良则是“零容忍”。每一次植物园的草木移动搬迁，黄忠良也必定会到现场一一叮嘱。

 

在他的带领下，鼎湖山的科研产出和保护区建设管理向前迈出一大步。200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五十周年大会上，黄忠良研究员被评为“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先进个人”。

 

有鼎湖“山主”之称的蕉园村，村口立着这样一块牌子：树木是大自然留给蕉园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我们每个村民都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她。

 

蕉园村的村民梁锦赞父亲曾是蕉园村村长，以前曾做过鼎湖山的生态旅游，“我们都很尊敬在自然保护区里工作的科学家，他们很多年以前就指导种植一些阔叶林。阔叶林的叶片厚实，比起针叶林，不太容易引起山火。还有，我们村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年人，也都懂得什么是森林里的负离子。”

 

蕉园村的村民把鼎湖山称为蕉园村“村肺”。而村里流传的鼎湖山山脉成龙的走形，更是添加了一丝神秘。村里有条祖上留下来不成文的规定：蕉园村人进鼎湖山干活、靠砍树等赚钱是不吉利的。

 

另外，鼎湖区文化局、妇联、工会等常常和保护区管理局联合举办相关活动，促进人们自然保护意识的形成。肇庆市政府专门请人谱写了一曲《鼎湖之歌》，组织市民积极学习传唱。在当地，甚至小学生对鼎湖山的保护动物都耳熟能详，并且主动保护意识很强。

 

“来周边买房的人都是冲着这里的植物和水。鼎湖山的保护是他们（中科院）的功劳，没有他们保护生态植物，也不可能有现在的鼎湖山。”梁锦赞说。■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2年第5期 躬行大地·野外台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