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没有诺奖级别的科学重大突破；而且研究与产业领域脱节严重，仅有极少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创新技术和产品；同时，中国企业严重依赖国外核心技术��
8月1日，科学网上曹聪、李宁、李侠、刘立四位华人学者在美国《科学》杂志的“政治论坛”栏目上发文，箭头直指中国科技体制问题。
这篇题为《Reforming China's S&T System》的文章将中国科技体制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三大层面：宏观层面的协调能力不足、中观层面的资助体系失调以及微观层面的评价体系缺陷，降低了整个科技体制的成效。
文章指出，这三个层面出现的管理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任何一个层面出现问题均会影响到整体效能的发挥。
《科学新闻》列出该文章部分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宏观：缺少有效协调
在宏观层面上，中国的科技体制缺乏有效地协调管理。管理科技领域的部门并没有有效地协调各机构与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协作。
比如，2003年初非典席卷中国，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民用系统与军队系统、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卫生机构与科研机构之间很难进行顺畅的沟通交流，不同系统的科研工作者也就很难统一战线，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
美国为解决此类重大科技问题，建立了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并设立了一名隶属美国国务院的国家科学顾问，专门负责科技相关的问题。
同时，美国设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隶属于科技政策办公室的领导，负责召集政府各部门负责科技事务的领导人，进行科技事务的沟通协调。
中观：资助体系功能失调
宏观协调的效率问题影响到了中观上的资源分配。
通常来讲，一旦某个国家级研发计划进行立项并得到资助，该项目的管理机构将会出台自己的指导方案，并负责进行项目申请、评估和奖励办法。没有统一的国家质量控制标准，不同机构的资助项目也缺乏沟通。
因此，尽管这些国家研发项目各有偏重，但多半会重复。有些项目虽然出自不同的部位或机构，但却可能有同样的目标，所考虑的科学家也是同一批人。
通常，重复研究未必是什么坏事，研究中出现扎堆也是在所难免的。
美国就把资助渠道的多元化作为一个优势，因为它可以促进竞争和研究重点的多样化。更重要的是，公开透明、诚信可靠的评审过程可以保证来自科学界和各政府机构的广泛意见。国会委员会对这一过程会采取进一步的监督。
但在中国，有些研究人员可以用几乎一样的研究设计去申请不同政府部门的资助，并能重复获批。
很多公共资金并没有通过严格公正的同行评议来决定资助对象。有些科学家在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后，便可从多种渠道获得大量的资助。而处于事业起步阶段或来自贫困地区的科学家却难得分毫，甚至都无法保证研究工作正常开展。
微观：评价与激励机制存弊端
中国的评价文化“很弱”。
科学界有着一种“不发表即出局”的大趋势，尤其看重SCI科学文献索引。
每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会根据SCI论文数对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排名。很多机构会机械地将科学家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及其期刊影响因子作为科学家个人评价和晋升的依据。
很多博士生也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SCI论文，否则无法进行论文答辩。如果发表的论文不符合要求，就可能拿不到博士学位。在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2012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就与SCI论文紧密关联。
过分看重发表的论文数和影响因子导致了一系列的奇怪现象：一篇论文有多个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把研究成果尽可能地切分成符合标准的多篇论文进行发表，以此来增加发表论文的数量或获得更多奖励。
在微观的评价体系中过分强调SCI论文和影响因子，影响了中观层面的拨款决策。在项目拨款的竞争中，发表了高影响因子SCI论文的科研人员会更加突出。
这导致了一个怪现象发生：科学家努力发表论文，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资助，而非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方法。
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以及各个研究机构为了吸引和稳住拥有海外博士学位和研究经历的人，提出了各种人才计划。这类计划的后果是拥有海外学习和研究经历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与国内土生土长的科研人员区别对待，一些研究岗位也只为他们保留。
鉴于海外机构在选聘和训练科研人才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人们可以理解中国倾向于从那些有海外经历的人中寻找未来的科研领军人物。
但是，这类计划引进的科研人员却未必都是高端人才。
更糟糕的是，一些海归人员是通过伪造海外经历的方式进入到这些计划中的。许多海归很少如要求的那样呆在中国机构进行全职工作。他们一旦得到第一份国内的全职工作就不应该再当作海归，但有一些人却从这种项目中获得多次好处。
为缓和本土人员与海归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政府也启动了一些资助相对较少的人才计划，以稳定本土科研人员或者在相关海外人才计划出台前回国的海归人员。
在认识到评价体系产生的严重问题后，有关部门呼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然而，“中国特色”不应该成为无视国际规范的借口。■
（该文章作者系英国诺丁汉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学院副教授曹聪；美国关岛大学工商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李侠；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刘立。姜天海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