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欧洲联合机构主席、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国际合作事务代表、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ESRC）首席执行官Paul Boyle教授日前在由英国皇家化学会和英国物理学会举办的“理解科学”讲座上表示，中英双方将在接下来的5年投入2亿英镑建立牛顿基金（Newton Fund）。为此，《科学新闻》对Boyle教授进行了专访。
《科学新闻》：5年2亿英镑，这在经济低迷、科研经费紧缩的全球形势下是相当慷慨的一个数字。中英双方将如何使用这笔牛顿基金？
Boyle：英国政府将在接下来5年投入3.75亿英镑的牛顿基金，鼓励英国与中国等新兴大国进行科学合作。其中，中英双方将投入2亿英镑支持人员流动、科研项目和转化研究，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投入科研项目，人员流动则包括博士生与研究人员的合作。该基金将于今年4月份开始运作，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急需敲定首轮4000万英镑的资助。
但两国政府明确指出我们在合作中要超越单纯的科研工作，将重点放在转化上，如何将这些想法转化为真正的创新。在过去五年中，中英在基金资助等方面合作有着巨大的增长，两国政府也期冀此次合作将成为中英科学合作上的阶段性跨越。
《科学新闻》：你们是否开始考虑牛顿基金中具体的中国合作伙伴？
Boyle：迄今为止我们建立了一系列课题鼓励科研人员申报，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要平衡自下而上的项目与已设置好主题的项目之间的数量。我们要求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主要的中国基金资助机构提出一些感兴趣的课题方向。英国政府目前已经确立了8大重点技术领域，但我们也在考虑英国各个研究理事会认为有趣可行的项目，因此这是两国一个反复努力的过程。比方说城镇化就是英国非常关注的研究领域，在水资源、食品、能源等方面中英双方都有共同利益。因此接下来几周我们会对此进行进一步规划，尤其要敲定4月份的最初实施方案。
《科学新闻》：英国在挑选资助项目的时候会采取怎样的标准？
Boyle：我们资助项目时必须考虑所有学科中最优秀的项目，不仅要灵活、可持续，也要对经济有较好的影响。只要资助的项目通过同行评议，能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当然，我们也期待项目能够产生社会与经济影响。
因此英国采取特殊的“双轨制”支撑系统，约有一半的经费是通过英国研究理事会提供项目资助，有些研究理事会也像中国科学院一样资助自己的机构。因此英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是由机构驱动，或是开放式研究资助。同时约有一半的经费是“研究品质相关经费”，这种经费会提供给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EFCE）。
《科学新闻》：您认为英国在科研经费的分配上存在哪些问题？
Boyle：英国长期以来在科研基金上都有非常好的表现，但自2010年起，我们的科研投入就一直不见起色，虽然英国的科研预算没有削减，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实际上是略有减少的，这也是我们与政府争论的焦点。
政府的科研经费支持就是我们熟知的发展高技术人才、提高公共政策和服务、吸引全球商业的研发投资等，以及提高现有企业表现、创造新商业等，政府的说辞是科学如何为我们提供创新力，没有科学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英国。但我们则坚持要尊重科学本身的价值。
因此英国甚至欧洲大部分地方都在讨论，如何平衡自下而上以及自上而下的研究。自下而上的研究是由英国研究理事会资助学术界的好想法、好项目，由学术界自己决定研究方向。而自上而下的研究则是由政府影响研究人员的课题设置。英国的体系在两者间达到平衡，就英国研究理事会而言，半数的基金是在学术界的帮助下设计出主题的，但另一半的基金则通过同行评议选出最好的想法进行资助。
《科学新闻》：当前英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中国科研出版物合作方。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科研出版物的数量与质量？
Boyle：在包括韩国在内的5个金砖国家年度研究论文发表量中，中国增长是最快的。这种增长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我们看到很多研发新兴国家的科研产出将会有大幅的增长。
但是论文数不是最重要的，引用影响有着更大的影响力。金砖五国的引用影响仍略低于平均水平，但一直都在提高。有趣的是，这些国家的研究人员若是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研究影响就会大大增加。这在全球都是一样的，与国外科研人员合作的引用影响会大大高于与国内科研人员合作。
《科学新闻》：在中国科研投入飞速增长的今日，英国作为传统科研强国应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
Boyle：全球的研发支出有巨大变化，与2006年相比，美国的研发支出并没有大的改变，但像中国等国家研发支出的增长却非常惊人。
当前研究环境越发复杂，英国等传统科研强国的地位遭到了削弱，因此我们必须开始考虑如何在当前复杂的研发环境中确保自己的投入与影响力。其实大部分与海外合作的英国科学家都倾向于英语国家，美国是我们最大的合作伙伴，我们不用设置具体课题也会与美国有超过15亿英镑的研究合作。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推动英国科学家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科学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