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峦重重一霍平，万木森森树海行。”
豪情迸发的这两句诗，出自我国著名植物学家、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创始人蔡希陶之手。虽然骨子里似乎就是个豪放派的文人，然而，他终究未能侧身书斋，而是毕其一生行走在大地之上，穿梭在茫茫林海之中。
蔡希陶的文章，只为一片炽热的红土地而写，只为绿色的植物王国而作。
拓荒葫芦岛
不知道蔡希陶名字的人，最该去的一个地方，恐怕非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莫属。
1958年，站在老林覆盖的石灰岩高山上，望着罗梭江在西双版纳勐仑坝子勾出的葫芦形半岛，蔡希陶的心瞬间被这个绿色的“葫芦”拴住了，仿似漂泊多年的游子，找到了最终的故乡。
那年，蔡希陶已年近半百，率领一队“集体鲁滨逊”开始在葫芦岛上披荆斩棘，创建我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
一把锄头、一把带有长柄的芟刀、一顶遮阳避雨的竹帽、一件用白帆布做成的围腰，这是“鲁滨逊”们仅有的拓荒“行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百废待兴。西双版纳地处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艰苦，条件落后。
当年的葫芦岛，与外界隔绝。然而蔡希陶看重的，是那里分布有广袤的热带雨林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更“隔离”出一个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的理想之所。
“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条件是自然界的对象，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条件去奢谈其他辅助条件。”晚年回顾往昔，蔡希陶曾这样写道。
在葫芦岛上，蔡希陶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少回到远在昆明的家里，以至于妻子埋怨他回家就像住旅馆。除了规划者，他还是一个“后勤主任”，在物资匮乏的岛上，尽可能关心职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真正的以岛为家。
就这样，从三间茅草屋，到苗圃和菜园，再到试验地、标本馆、药物区，蔡希陶心里勾画的植物园蓝图一天天变为现实。
几年时间，葫芦岛上就建设出我国第一个热带植物研究基地，从国内外引种栽培热带植物3000余种。
虽偏于一隅，但在蔡希陶心中，植物园从来就不是一个只做学问的“圣贤书斋”。如何就地生产、为国民经济服务，他一直在探索。在三年困难时期，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进行的野生油瓜家化研究、芭蕉丰产和加工研究、双季水稻试验等，均取得丰硕成果。
“在西双版纳，一屁股坐下就能压倒三棵药草，一打开窗户就可以找到研究课题。”蔡希陶激励年轻科技人员的这些话语，并非虚言。
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
1965年，葫芦岛职工已达269人，其中科技人员108名，人才的专业也更加多样，由此建立起植物引种及经济植物研究室、植物分类及植物资源研究室、植物化学及植物生理研究室、植物试验群落研究室等。
“学茂物，赶皇家。”一身干劲的蔡希陶，有了更加雄心勃勃的奋斗目标。
“罢官”引火烧身
正在蔡希陶踌躇满志之际，风向忽然骤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文革”揭开序幕。西南边陲的葫芦岛，终究不是现实中的“世外桃源”，“文革”之风很快席卷而来。
蔡希陶虽远在云南偏远地区，但还是被浩劫裹挟。他被赶到一间原先的马厩居住，失去人身自由，随时接受批判。 而“罪名”，与《海瑞罢官》有关。
事情还得追溯到5年前。
1960年12月，蔡希陶准备赴印尼考察，前往北京办理手续。昔日好友、明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借此机会请他吃饭。席间，深知蔡希陶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吴晗，让其夫人袁震（蔡希陶夫人向仲的同学）递过封面上印有“海瑞”二字的剧本初稿请他过目。
读完剧本后，蔡希陶致信吴晗，信中写道：“《海瑞》剧本拜读后，觉得很好，很有戏剧性。我来提个不成熟的意见：一是剧名，光用‘海瑞’二字，带有传记性。而内容只是海瑞做的一件事，是否可改为‘海瑞除暴’或‘海瑞罢官’等名，具体指出是演的这一案件��”。
随着蔡希陶被批判，葫芦岛上初具规模的植物园，随之逐渐变成“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凄凉景况。
结缘“植物王国”
作为自然科学家，蔡希陶虽因“文”得咎，但他一生都不曾放下手中的笔。
现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导游，都会背诵一首蔡希陶的《咏热带植物园》诗歌给游客听。
1928年，17岁的蔡希陶通过姐夫陈望道介绍，从上海来到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与植物结下不解之缘，其传奇人生也从此拉开帷幕。
初涉植物学研究的蔡希陶，了解到云南是世界上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过去，去云南采集植物的大都是外国人，中国人反而视为畏途。他自告奋勇提出了前往云南考察植物的计划，得到时任所长胡先的支持，于1932年2月孤身一人取道四川宜宾从大凉山进入云南，从此和西双版纳结下不解之缘。
从磅礴的乌蒙山到终年积雪的碧罗雪山，从水流湍急的金沙江到澜沧江和红河两岸的密林，蔡希陶风餐露宿，出入在匪盗横行之乡、蛮烟瘴雨之地。林海之中，他是孤独的行者。
1932年到1937年，蔡希陶靠一双脚跑遍了云南的高山峻岭，采集植物标本十万余份，第一次向世人揭开了云南“植物王国”的面纱。
抗日战争爆发，蔡希陶临危受命，携家人再次踏上云南红土地，并在昆明黑龙潭创办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即今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抗战胜利，单位纷纷回迁，静生生物调查所的科技人员中，却仅留下蔡希陶独挑重担。
1950年，云南解放，蔡希陶也迎来人生的又一个春天。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归入中国科学院属下，“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正式成立，他被任命为工作站主任。
恰在这时，吴晗曾推荐蔡希陶出任北京动物园的主任，但蔡希陶选择了继续留在这块他已深有感情的红土地上。
这次，在滇西南的山水丛林、大小坝子穿行，蔡希陶和同事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他作出了在中国北纬21度到23度之间的广阔土地上，适宜栽培生产橡胶的论断，至此结束了中国无橡胶宜林地的历史。
时至今日，西双版纳大片的橡胶林漫山遍野。
植物园之魂
1978年，科学的春天。作家徐迟在完成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来到云南，蔡希陶在昆明接受了他的采访。徐迟写出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青》，刊于《光明日报》。
那时的“大地之子”蔡希陶，身体已大不如前。1977年11月离开葫芦岛后，他再也未能返回热带植物园那片他魂牵梦绕的热土。
1981年3月9日，蔡希陶离世，如一颗望天树轰然倒下。按照他的遗愿，人们将其部分骨灰洒在昆明植物园他手植的一株水杉树旁，骨灰盒则安放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他手植的龙血树下。
大自然的赤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和灵魂留在了植物园，他的精神特质影响着一代一代的植物园人，并逐渐被他的继任者传承和发扬光大。
回顾蔡希陶的科研生涯，人们会发现他很少著书立说，恰如他自己所言，要在大地上书写下“立体文章”。
如今葫芦岛上的热带植物园，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犹如一颗镶嵌在“植物王国”皇冠上的绿宝石，熠熠生辉，这篇“立体文章”愈发饱满诱人。
而他，则如他写就的《蒲公英》一样，将自己的精神灵魂散落在这红土地之上，绵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