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科学”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亮相联合国最高法院，法官判决日本应停止在南极海域颇具争议的科学捕鲸行动。
3月31日的判决裁定日本对于鲸鱼的杀戮并不是“为科学研究之目的”，这一判决结果让一直推进此案的澳大利亚和反捕鲸联盟颇为欣慰。
“这对于鲸鱼乃至科学的完整性来说，都是真正的胜利。”位于美国科瓦利斯的俄勒冈州立大学保护遗传学家C. Scott Baker表示，而他也是国际捕鲸委员会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法院的判决承认了我们（委员会）很多人为此付出的20年努力——日本的科学捕鲸只是露骨的商业捕鲸行动。” Baker说。
然而，荷兰海牙国际法庭做出的这个判决却并不一定能够阻止日本顶着科研的名义，继续这个长达数十年的捕鲸陋习。
日本农业、森林和水产省前官员、现任职于东京国家政策研究所的Masayuki Komatsu认为，由于全球的鲸类数量很丰富，因此中止和限制捕鲸在最初就是无效的。Komatsu表示：“遵守一项基于非法条款的判决本身就是不恰当的。”
日本官员也同时表示他们对于此次判决的“失望”，但仍将尊重国际法庭的判决，结束在南极海域的捕鲸行动。
但有分析家指出，这项判决仅适用于一个行动，并不能解决未来的捕鲸行动，也不能制止日本在北太平洋海域现有的类似的捕鲸行为。
“日本下一步会做什么我们并不明了。”挪威奥斯陆大学生理学家Lars Walle表示，他负责带领挪威代表团出席国际法庭，并作为日方证人作证。
此案涉及到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为《国际捕鲸管制公约》(ICRW)。
该公约于1946年通过，1948年生效。对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都具有拘束力。作为公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ICRW附件在1985~1986年捕鲸季期间做出了禁止商业捕鲸活动以及禁用特定捕鲸手段的修订。日本最初反对这一修订案，但随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撤销了该反对。
但在尊重公约目的的前提下，公约还做出了例外规定：缔约政府对本国国民为科学研究的目的而对鲸进行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可按该政府认为适当的限制数量，发给特别许可证。按本条款的规定对鲸的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均不受本公约的约束。各缔约政府应将所有发出的上述的特别许可证迅速通知委员会。
搭着这股“科研风”，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捕鲸、食鲸国，日方宣称在1946年的ICRW条款下，他们有权以科学研究的目的进行捕鲸。日方强调，为了了解鲸鱼种群和生态系统动力学，有限制地进行捕鲸行动是必需的。
比方说1995年，就有日本生物学家计算他们每年需要在南太平洋捕杀400头鲸鱼，来解读鲸鱼在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
2005年，日本的南极捕鲸项目，也就是JARPA项目（日本在特别许可下进行的南极鲸类研究项目）宣布终止。但紧接着，一个更为庞大的狩猎计划随之张开了大网——JARPA II。
JARPA II项目计划每年捕杀南极小须鲸850头、长须鲸50头以及座头鲸50头。但是日本从未捕杀过座头鲸，而且在反捕鲸人士对捕鲸船的干扰和阻挠下，近年来日本捕杀小须鲸的数量也有明显下降。
在起诉中，澳大利亚方面指责JARPA II项目实际上就是“一块遮羞布……披着科学实验外套下的商业捕鲸。”并要求法庭对于日本所说的“科学研究”的意义进行审查，确定JARPA II项目是否具有真正的科学性。但日本则反驳说这一项目的实施符合国际捕鲸委员会（IWC）的相关规定，并指责澳方怀有“政治科学”企图，试图对日本实施澳大利亚价值观。
在这份长达73页的裁决书中，16名法官聚焦于相关的法律问题，并评估日本口中宣称的“科学实践”。最终，以12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上述裁决。
法官们认为，虽然JARPA II项目的捕鲸活动可以“被广泛地定性为科学研究”，但依旧违反了IWC的一些要求，特别是日本没有足够关注非致命性的研究方法。比如用间接技术计算鲸类样本的大小和数量，从而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更为讽刺的是，Lars Walle作为日本方面的专家证人，在法庭开庭时就已经开车回家了。这位官员参与拟定了1946年的科研捕鲸的规定，但却并没有意图捕杀数百条鲸鱼。他宣称“不到十头即可”，标本数量通常用来描述新的物种。Lars Walle也同样认为日本用来计算样本大小的方法是“不透明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毫无价值的”。
法庭同样对日本做出在JARPA II项目下加大鲸鱼捕杀力度的决定表示质疑，认为它是“巨大的，不完全地说，可能具备政治和后勤方面的考量”。并指出JARPA II项目自2005年开始实行至今，日本也仅仅列举了两篇经过同行评议的相关论文。
这一决定“对国际法以及科学来说是美好的一天”，夏威夷大学法律教授Alison Rieser说。她补充道，这一决定有助于加强其他自然资源管理机构中科学审查的力度，例如渔业委员会。■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