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es Hoffmann在免疫学和癌症治疗领域的贡献可谓无出其右。
这位法国先天性免疫领域的先驱因发现先天性免疫系统的活性作用，与美国科学家Bruce A. Beutler共同荣获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继一年前采访到Beutler后，《科学新闻》记者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先天免疫：从昆虫到人类》的讲座期间采访到了Hoffmann。
同Beutler一样，这位登峰科学界最高荣誉的老科学家拥有所有诺奖人共有的底蕴和谦和。
Hoffmann将一生都贡献给了内分泌学和昆虫免疫学。他与许多合作者确立了以果蝇为先天性免疫研究模型的研究，解密受体的本质并让受体去识别病原体，以便在感染过程中建立可以启动的信号通路。对于免疫反应蛋白来说，特别是对于抗细菌肽类，这种信号通路能够控制密码基因的表达。
果蝇对Hoffmann来说是个“有魔力的词（magic word）”。
虽然曾担任过法国科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但Hoffmann仍然时刻记得自己幼时对昆虫的热爱。也正因为这种最原始的好奇心，这位“昆虫专家”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对人体免疫系统的基本理解”，对借助疫苗来探索癌症疗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Hoffmann也是中国的老朋友。近年来，Hoffmann与中国科学家频频合作，建成和设立了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等机构与项目，力求将Hoffmann的研究理论运用到临床实践当中。
《科学新闻》：1978年，您所在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要取消昆虫研究实验室。但在您的坚持下，才保留住了这个实验室。您为何要力排众议，坚持以昆虫作为研究免疫系统的路径？
Hoffmann：我受到了很多人的影响。我父亲是一名昆虫学者，因此，我从小就对昆虫非常感兴趣。他常带着我走进自然，接触各种各样的昆虫。
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位非常有趣的教授，他研究草蜢。他建议我跟他做博士。但是我的家人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也没有预料到我会读博士。不过我得到了一份博士研究的邀请，研究方向是草蜢。
有的人听到我将“草蜢”作为博士研究方向不禁笑起来。但是不要笑，草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位教授在内分泌学、激素这个领域探索了30年，从研究方式来讲，研究已经到头了。那时的昆虫内分泌学会将一个昆虫的大脑拿出来，植入另一个不同年龄的昆虫，观察是否会对昆虫的发育或产卵产生影响。那时斯特拉斯堡大学还没有生物化学。
但教授告诉我，他一直觉得神奇的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实验，从没有照顾过这些昆虫，没有用抗生素，而昆虫身上从未发生过感染。因此，它们必须有非常强大的防御反应。他告诉我可以研究这一方向。此后我便在这一方向上开始了自己的探索旅程。
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总是怀着对科学的好奇心，提出各种问题。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动物群体，他们对于微生物是有抵抗力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那时没有人要求我们去做申请，也不用说这个项目将会得出什么结果，不用去联系公司，也不用管会不会产生新的岗位。那时，你只需要知道，科学就是好奇心，不管你发现什么，都会增加到我们的常识当中。
《科学新闻》：现在您能否讲述一下，这个在当时无法预测的研究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Hoffmann：首先我想说这是很多人在实验室共同做出来的成果，我很感谢自己认识很多有智慧的人。我们当时并没有预料到这一成果，没有人知道我们会找到先天性免疫之源，我们也非常惊讶。
1996年，我们团队首先确定了Toll样受体在免疫反应中的作用。现在，大约有25000多篇论文都在讨论Toll样受体在免疫中的作用，不管是临床研究还是其他研究。我们的心肝脾胃肾中都有它，因此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在癌症研究中它也起到重要的作用。没有一个组织是不产生Toll样受体的，因此诺贝尔奖委员会觉得我做出的贡献足以让我加入这个群体。
《科学新闻》：诺奖的光环是否改变了您对未来的计划？
Hoffmann：未来我想要为自己和我的妻子多留一点时间。我已经不再担任实验室主任，法国有诸多限制，但我正重新开始担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教授。斯特拉斯堡大学是法国唯一一所有三个诺贝尔奖得主的高校，其中两位在化学领域，今年我们可能会迎来生物学领域的第四位诺奖得主。因此，可以说这是法国最好的高校之一。
但我可能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在这里，我刚从加拿大回来，下一站要去以色列，我有2名新的博士后，未来我想与同事共同研究蝇类的癌症肿瘤等问题，这是一个尚未探索的领域。
《科学新闻》：您与中国是怎么结缘的？
Hoffmann：1980年，我因为昆虫激素的研究来到了上海的一家昆虫研究所，那家研究所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然后我们开始研究昆虫激素，中国的科学家也到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实验室工作了很多年，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还曾建立了一家公司研究植物和治疗方式，当时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于是我们去了云南，后来又去了广东。现在我们正与广州建立中法的联合大学。
《科学新闻》：您多次提到，永远不要忘记科学的初衷是好奇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绝不能忘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的原因。科研人员如何与科学界和公众、媒体交流，吸引更多的经费和对某个领域的关注？
Hoffmann：当然，现今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尽量面对公众来解释我的想法。我认为任何社会都需要应用型研究。但如果200年前人们说烛火不好，我们来想办法改进一下，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会去发明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开拓先天性免疫、与获得性免疫的交互等全新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应用型研究、临床研究的重要性。
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为基础研究留有余地，比方说中国科学院。我们会激励科研人员，展示你最优秀的研究想法，也会资助你实现设想。当然，努力之后可能并没有产出，我们会浪费了这笔钱，但也可能会为所有人带来始料不及的惊喜。
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对癌症宣战，投入大量研究资金却没有什么效果，因为癌症是生物学、基础生物学。你知道某个地方出了问题，但是你可能无法找到根源或者机制。不过正如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所说，他们最初发现细菌完全是不经意之间。因此，在所有演讲中我都会提到，“让我们给好奇心驱使的研究留一些空间”。
我还得到了很多的经费支持。但事实上，基础研究经费的获得更像是一场竞赛。现在各个国家因为经费紧张，科学研究都像在竞赛一样，这是危险的。现在的经费比我做研究的时候要多得多，但竞争非常激烈，很多人为一份研究经费进行激烈的竞争。
《科学新闻》：您认为每位科学家是否都应该有一颗诺贝尔之心？
Hoffmann：不，这绝对是不正确的态度。我在日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年轻人说，我想要成为诺奖得主，我应该怎么办？我说得很严厉，如果你那么想是不对的，不应该为了得奖而做研究。在所有我获得的奖项中，我从来没有提交过一份报奖申请。
一个科学家如果能够获得荣誉，是因为你拥有知识的激励和渴望，你想知道答案，你想要理解所有事物。或许我本来会成为植物学家，或者成为医生、文学家、历史学家，但如果没有我的父亲，我就不可能获得今天的科学成就。父亲给了我很大的激励，也是鞭策。
《科学新闻》：中国有非常成熟的人才引进计划，也强烈希望获得诺贝尔奖。您认为像诺奖这样的奖项,是否由于过度宣传而适得其反？
Hoffmann：有时候我感觉有些过了。我们7个获奖者在斯德哥尔摩领奖时，美国科学院的成员都到了。2012年我们参加年度会议时，7个诺奖得主在圆桌上坐了三个小时，下面坐了600多个美国的院士。
在回答问题时，我表示，我感觉是坐在美国科学院600多名成员面前，可能其中有40?50人都已经具备获得诺贝尔奖的资格。因此有时候让我困惑的是，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可能永远也得不到诺奖，而其他人则会抱得奖归。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奖太过重视了。因此我始终都告诉自己要淡化这种现象。我很高兴自己获奖了，但这并没有改变我或我的生活。可是人们看我的眼神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科学新闻》：但您是否也认同应该吸引公众对科学的注意力？
Hoffmann：是的，我也是这么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非常疲惫。自获奖以来，我已经在全球进行了150多场演讲，见过5万多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我在印度看到5000多人听我的讲座，而且有的听众甚至想要触摸我。“我能不能摸一下你的手”，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