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Watson，一个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响当当的人物。因参与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荣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然而，作为20世纪分子生物学的带头人之一，James Watson的名字总和他背后那个传奇的实验室紧密联系在一起——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CSHL）。
尽管冷泉港实验室还有另外一个译名——科尔德斯普林实验室，但显然“冷泉港”这个词，更符合中国人对于“意境”的追求。
进化之路
冷泉港实验室的成立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
19世纪末，当时的布鲁克林艺术与科学学院成立了一个实验室，计划专门培训海洋生物学领域的高中和大学教师。
由于海边有丰富的动物和植物资源可供研究，因此，研究达尔文进化论的生物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们理所当然地将实验室地址选在了海边。而原始的美国纽约州长岛北部海岸就成为布鲁克林研究所的首选之地。
1890年7月7日，这个全新生物实验室的第一门课程——普通生物学开始授课，这也标志着生物科学教育成为整个实验室的使命之一。
不久，实验室就找寻到了自身的第二个使命——遗传学研究。
这个使命的出现得益于两个契机：一方面，1898年，哈佛大学进化生物学教授Charles Davenport走马上任，成为实验室主任；另一方面，1900年3位科学家对孟德尔定律的再发现，使这一定律为生物学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担任生物实验室主任后，Charles Davenport登门拜访华盛顿卡内基研究院，说服其与实验室合作，在冷泉港建立一个遗传学研究项目。1904年6月，卡内基研究院的进化实验室——后更名为遗传学系——以孟德尔定律再发现者之一Hugo de Vries的演讲为序幕，宣告成立。
1924年，Reginald Harris被任命为生物实验室主任，标志着实验室的研究项目开始向定量生物学，尤其是生理学与生物物理学方向转移。而Harris也于1933年在冷泉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定量生物学的概念。
1941年，Milislav Demerec出任生物实验室和遗传学系双料主任。从这天开始，遗传学研究的新时代也紧跟着到来，通过微生物进行基因本质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方向。
1953年，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James Watson在冷泉港进行了题目为“病毒”的公开演说，预示着生物学领域新纪元的开始。
1962年，遗传学系与华盛顿卡内基学院分离，并与生物实验室合并组成“冷泉港定量生物学实验室”。1970年，实验室的名字最终被简化成为今天我们听到的“冷泉港实验室”。
1968年，James Watson与冷泉港实验室的缘分正式缔结。在保留哈佛大学教授席位的同时，他出任实验室的主任。而现在，冷泉港实验室在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院院士Bruce Stillman的领导下继续前行。
圣地与摇篮
今天的冷泉港实验室，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的圣地与分子生物学的摇篮，名列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十大研究学院榜首，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在美国指定的8所基础研究中心之一。
其研究领域涵盖神经科学、定量生物学、植物生物学、生物信息学以及基因组学等，拥有超过600名研究和技术人员，历史上共诞生8位诺贝尔奖得主，与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内的多所国际知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不得不提的是，冷泉港实验室一直坚持着50%研究资金来自私人和非政府组织的传统，以此保障科学上的自由。
作为一家专门从事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教育培训和科普知识传播的综合性研究所，每年实验室都会举办几十场学术会议，吸引分子生物学界近万名群英汇聚一堂，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碰撞。
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实践研究和教育交流这两条主线，仿佛DNA双螺旋结构一般，在冷泉港相互交叉、共同促进。
而对于亚洲，尤其是中国来说，另一个消息则实属宝贵。
冷泉港亚洲（Cold Spring Harbor Asia）作为冷泉港实验室百年历史里的第一个海外分支机构，落户中国苏州。
冷泉港亚洲系列会议于2010年4月正式启动，它沿袭了实验室的传统，为来自亚洲乃至全球各地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及学生们，提供近距离分享最新科研进展的独特平台，致力于打破传统文化界限，在亚太地区创造全新国际学术会议系列平台以及推动中国及亚太地区生命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