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国家科研实力快速提升、新媒体发展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中国科技期刊如何完成转型升级，实现国际化，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秉着取经国际优秀学术期刊的初衷，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全球出版巨头爱思唯尔旗下能源领域著名学术期刊Applied Energy的主编严晋跃教授。
作为能源领域的著名专家，于科研之外，严晋跃教授一直参与学术出版领域的相关工作。除了担任Applied Energy的主编，他同时也是著名出版机构Wiley的洁净能源系统手册（Handbookof Clean Energy Systems）的主编、爱思唯尔Energy Procedia的顾问编辑，以及若干著名国际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我们希望能通过他的解读，了解国际学术期刊的办刊思路与理念。
同时，身为瑞典梅拉达伦大学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教授，严晋跃教授在诺贝尔奖的诞生地——瑞典有着超过2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因此，在借鉴学术期刊发展经验之余，我们也通过他的视野，领悟到诺贝尔奖的真谛。
《科学新闻》：作为Applied Energy的主编，在您看来，学术科技期刊办刊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严晋跃：从学术期刊的角度来说，主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需要正在从事一线研究、有很强的专业背景和把握研究前沿的洞察能力，同时，必须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期刊的工作中。据我所知，国内很多学术期刊的工作都由编辑部的内部编辑（in-house editor）负责。就这一点而言，比起做期刊（journal），更像是在做杂志（magazine）。而这两者是有些区别的。
现在，Applied Energy一年大约会收到8000多篇投稿，虽然无法做到细致地审阅每一篇文章，但我会要求自己浏览每一篇送审文章。你不能把这些工作全部扔给助手，因为就经验和整体期刊发展方面而言，在最后接收前的论文把关必须要由主编亲自完成。
在办刊方面，我更愿意把自己置身于一个读者或一个作者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发展一个期刊。而不会去想期刊应该赚多少钱。
如同其他工作一样，主编要有职业精神。Applied Energy的拒稿率大约为80%，这意味着我会经常收到作者各种争议的信件甚至充满各种情绪性抱怨的来信。但我和同仁们都会从作者的角度和作为一个职业者去回复而不把个人好恶情绪带入。
尽管办刊需要职业精神，而我却视Applied Energy的主编工作为我个人业余喜好和爱好。我以为，当你对你所在之事倾注“爱”的时候，你会有灵感、有激情、有创意。其实，办刊地过程也是一个快乐地创造活动。和做任何其他事情一样， “Do what you love, love what you do”是一个主编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
《科学新闻》：当前，越来越多的国际期刊出版商与数据库商“抢滩”中国市场，国内的学术期刊是否会因此而受到冲击？
严晋跃：从出版商的角度来说，Applied Energy是属于荷兰爱思唯尔的，但我的出版人可能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英国牛津和美国纽约。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刊物是属于哪个国家的。我认为科学家是最开放、最慷慨的一簇人群。科学和科学成果（包括展现科学成果的优秀学术期刊）是全世界共同拥有的财富，贡献于人类探索未知和进步文明。
就如同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中受益颇多一样，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期刊进入中国市场，也可以带动本土期刊的发展。开放和交流甚至竞争，才能进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我一直认为分享就是获得、是双赢甚至多赢，当你与别人分享得多，别人自然就会与你做更多得分享。这也是我们办刊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7年前，在我开始担任Applied Energy主编一职时，我们的投稿量只有200多篇，而如今翻了40倍。这其中除了能源研究大热使得作者、经费比较充足外，还得益于我们服务于作者，主动与作者建立多方面的合作，为作者研究创新开发各种合作平台和网络。 譬如， 我们通过召开国际会议和出版特刊的方式将作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回到我前面讲过的，我是一个主编，更是一个从事一线研究的作者。我们知彼知己，因为这里“彼”“己”不分，是统一的。
《科学新闻》：当前很多科技期刊，包括整个学界都在大力推动期刊的开放获取。作为总编，您对于这个全球趋势有怎样的认识？
严晋跃：首先，“开放获取”的概念是很好的，它的本质是提倡资源应该由全人类共享。事实上，瑞典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很多科研机构与基金会也都在推动开放获取。但有一个问题是不得不思考的，“开放获取”是“作者”（而非读者）的“买方市场”， 论文的质量应该由谁来把关。因此，在我看来，开放获取是一把“双刃剑”，但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对未来期刊发展趋势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
《科学新闻》：近来连续发生的学术不端行为，让人们对于科技期刊的同行评审方式产生了一定的怀疑。Applied Energy如何杜绝学术不端行为？您个人又对此有何意见与建议？
严晋跃：我会认真地阅读评审人的意见。但考虑到评审人巨大的工作量，一般我们会通过一些方式来避免同行评审造假。
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回避与交叉评审。比如，接收到来自亚洲国家作者的投稿，我会选择让欧洲编辑来处理。虽然很多期刊都设有区域编委，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我认为，科学家发表文章本身就是一个交流的过程，是作者与编委之间的交流。将亚洲作者的稿子交给欧美方面的编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实现了交流，同时也使不同区域的学术水准得到了平衡。
在编委方面，我们建立了一个退出机制，即每两年为一个周期，由编委自行决定去留。如果你很忙，没有时间，那么就可以把位置让出来，让愿意做的人来做，从而保证编委的职责得以履行。
当然，我们依旧会花很多时间处理一稿两投、自我抄袭或抄袭别人等学术不端行为，联系、解释、讨论，然后回复，这些现象也的确越来越多。有时，我会浏览一些国内学术科研类网站，发现上面讨论的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怎么发表文章更快之类的投机性行为。总体而言，现在国内科学家谈“学”的太少，谈“术”的太多，而“学”才是最本质的。做学术不能有太强的功利心。
《科学新闻》：从2015年诺贝尔奖陆续揭晓，到颁奖仪式结束，两余月的时间还不足以让“中国人首次获得诺奖科学类奖项”的热度退却。您在瑞典学习和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您如何解读诺奖？
严晋跃：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在颁发给某些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学家的同时，也是对地球上的每一个公民的奖励，肯定人类在探索真理、走向文明的路途中又迈进了一步，激励更多的人为此作出更多的贡献，推动人类的进步。诺贝尔奖之所以能够成为在世界上影响如此之大，极具权威性的世界级奖项，与诺贝尔当初制定的、这种超越国家和超越种族的、并受益于全人类的精神不无关系。我们祝贺屠教授获奖，祝贺中国科学家得奖，更应该感谢她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诺贝尔奖是属于和服务于全人类的, 奖励为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个人（或组织）是诺贝尔奖的核心价值，也是诺贝尔引导科学家追求的一种境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诺贝尔奖也是非常功利的，但强调的是对全人类的“功与利”。如此宏大的“功利”目标，使得那些只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而专门设计的研究和课题变得没有什么意义。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科学新闻》：诺奖之后，包括屠呦呦在内很多学者都开始关注如何建立新的机制，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实力和能力，您如何思考这一问题？
严晋跃：今年的诺贝尔奖让国人高兴的同时，也引发出更多的反思：如何建立评价体系，再思创新机制。也许这正是诺贝尔奖对于中国的积极意义。
特殊历史时期的“会战”方法和方式不再有普遍的经验和意义。现代科学研究不能靠人海战术，不能靠“艰苦奋斗”，更不能靠“土法上马”。科学研究需要科学方法，科学进步需要创新体制。而体制（系统）与创新有时会产生矛盾：创新需要“无拘无束”的环境，体制（系统）却要一定程度的规范和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体系的建设是创新环境的营造。如何形成创新的氛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科学的创新体系的建立，使人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效率，从事最擅长而又快乐的创造活动，才有可能出更多的科研成果，推动科技的进步。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尤其不是急功近利之事。创新需要有耐心和宽容，需要对科学家信任。世界进步百年，面对前人：我们缺乏太多太多，我们需要智慧与勇气，需要责任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