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将“凝血因子Ⅷ”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全国求助紧急寻找凝血因子Ⅷ”“凝血因子Ⅷ告急病人生命危在旦夕”“全国紧缺凝血因子Ⅷ十万血友病人等待救援”……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标题刺入眼帘，让人不忍卒读。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无法掩盖。因为凝血因子Ⅷ短缺，很多血友病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治疗，在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身体疼痛的同时，还要时刻面对死亡的威胁。
曾几何时，在东北某机场，两位母亲抢夺刚刚运到的凝血因子Ⅷ。没抢到的母亲拍着腿失声痛哭：“你把我儿子的命拿走了！”
血友病是一种终身携带，但并不会恶化的疾病。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但只要采取替代治疗，即注射凝血因子，患者就可以正常生活。
“它就像血友病人的粮食。有药就有命，没药就没命。”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质量保证室总监杨雪瑶表示。
然而，要想有“粮食”吃，前提得有药。
“浆量不足。”谈起凝血因子Ⅷ短缺，这是国内为数不多生产凝血因子Ⅷ的企业给予记者的一致解释。
目前国内可以生产凝血因子Ⅷ的企业有7家，包括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等。而2014年批签发的企业仅4家，批签发总量为85万瓶（200 IU）。国内人均Ⅷ因子不足0.05 IU，与发达国家人均消费2~6 IU的差距十分悬殊。
这让大多数中国血友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远低于正常人——关节损坏导致残疾、失去学习和劳动的能力，是最普遍的现象。
凝血因子Ⅷ的缺乏还只是冰山一角。其他主要的血液制品：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纤维蛋白原等药品的供应，同样出现不同程度的匮乏。
“目前血液制品短缺，是2004年以来国家严格整顿的一个滞后效应。”广州南方医院血友病治疗中心负责人孙竞教授曾指出，国家在加强血液制品安全的同时，也导致了原料血浆的供应急剧减少。
“一刀切” 政府企业难互信
“政府防我们像防贼一样。”一位在血液制品企业工作二十多年的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之所以会这样，是有历史原因的。
如果你看过章子怡、郭富城主演的电影《最爱》，一定会对电影中那个因卖血而集体感染艾滋病的村庄记忆犹新。但这不只是电影，更是现实存在的事实。
从1988年起，河南、河北、山西等贫困省份出现了卖血狂潮。当时有的血浆站为了降低成本，出现频采、超采、交叉采集等违规操作。著名的河南艾滋村就是卖血交叉感染所致，艾滋病在全村爆发。
“1995年，我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发现697例供血和供浆者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卖血浆者中爆发艾滋病的事件惊动了中央领导。”曾担任卫生部首任血液处处长、《献血法》和《献血法释义》起草工作的主要执笔人之一、现任中国输血协会副理事长的单藕琦在《忆在颁布前后的往事》一文中，对当年血液污染事件的严重性进行了还原。
此后，国家开始对血浆行业进行严格的治理，由人工采血改为机械采血，并于2008年颁布了《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规定单采血浆站被血液制品企业收购，向固定的企业供血，禁止单采血浆站作为独立的盈利企业存在。
在随后的几年中，单采浆站一直是整顿的重点。部分采浆站在整顿过程中被关闭，直接造成了国内原料血浆供应量的急剧下滑，从2006年的5000吨左右降到了2007年的2500吨左右，直到2010年才有所恢复，达到约3600吨。
我们不禁会问：地方政府为何会如此“敌视”浆站？
原来，浆站改制前，浆站都挂靠在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承担着为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任务。2006年之后，浆站改制为血液制品企业的子公司，地方政府只承担监管的任务和责任，因此各地方对于新建浆站并不欢迎，“浆站在地方上的地位十分尴尬，一个个浆站好似一个个地雷”，杨雪瑶无奈地摇着头。
“血液制品行业很特殊，严格监管是必然的。但是过分监管往往会造成‘一管就死’的局面。其实，说到底还是对企业没有充分的理解与信任。”血液制品行业专业人士如是说。
时移世易。血液制品行业不会永远在1995年乱采血浆的阴影里停滞不前，而监管者也不可能永远带着“有色眼镜”。毕竟制度是因现实而生，现实也会因制度而变。
如今，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血液制品行业整体有了很大的提升。不仅在采浆技术和血液制品生产工艺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发展，同时也加大了单采血浆站质量安全隐患的治理与改善。建立企业的自律机制，强化规范管理，让政府放心，让社会安心，血液制品行业不在于说，更在于行动。
只有血液制品行业积极行动起来，加强自我约束，并与监管者形成良好的互动，让现实与制度实现正向激励，搭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信通道，血液制品行业才能有机会走向阳光。
存偏见 公众误会深几多
2011年12月，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捐献血浆400毫升，这已是他担任卫生部部长以来的第五次献血（浆）。他特意强调，“献浆和献血同样光荣”，可谓意味深长。
由于历史原因，国内很多公众甚至是一些领导干部对采浆工作的专业知识了解不多。他们往往对单采血浆“另眼相看”，认为单采血浆要向献浆员支付营养、误工、交通等费用，这是“出卖”自己血浆的行为。
不仅如此，由于卫生部门规定单采浆站不得与无偿机制的中心血站设置在同一行政管辖区内，因此单采血浆站往往都位于偏远、贫困的县级地区。卫生部的数据表明，2010年，西部地区单采血浆站的数量占比为53%，采浆量占比达62%。
2015年《中国输血杂志》第28卷第三期的《四川省部分地区献血浆人群调查与分析》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四川省来自农村的献血浆者占85.6%，以贫困的妇女为主。这似乎进一步坐实了“卖血是贫困农民的特权”的现象。
然而，从国际范围来看，献血浆从来就不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而是社会发达进步的标志。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世界原料血浆的2/3来自美国，其生产的血液制品除能自给自足外，每年还有大量血液制品出口。
加大对血浆和血液制品行业的宣传力度，消解社会与公众对血液制品行业的误解，树立正确的献浆意识，已是刻不容缓。
为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在提案中建议，国家在从严监管的基础上，扩大宣传“献血献浆同样光荣”的理念，统一组织建立血液制品生产与配送机制，引导国内采集能力强、血浆综合利用率高的规模化集团生产企业加强血浆站能力建设，鼓励单采浆站新设的审批，鼓励在大中城市设置浆站，支持能生产人凝血因子Ⅷ产品的企业优先建浆站，并进一步完善血液制品定价机制。
其实，与捐献全血一样，献血浆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利他行为。正如陈竺所指出的：“血液制品不是纯粹的商品，它来自于我们人类自身的鲜血，意味着爱心、生命和希望……献浆和献血都是救死扶伤的善举，是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的标志。”
守底线 社会责任不缺席
或许，正因为一开始血浆就带着“有偿采集”的帽子，才致使其在发展中历经波折。而作为生产厂家的血液制品企业也无法逃脱“连带”之罪。
因此，当“冒名频繁采浆”“胁迫未成年人卖血”等相关新闻曝光时，监管者、社会及公众都会将“赚黑心钱”的罪名扣在浆站及其母公司身上。
的确，有一些企业为了谋取利益，会做一些触犯法律、违背人心、触及人伦道德底线的事情，给社会及人身安全带来恶劣的影响。
然而，这毕竟只是血液制品行业的个案。
血液制品企业有着作为企业的共有属性，创造利润仍然是其主要目标。如果只把慈善当作第一目标，企业首先就会面临生存危机。
但是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除了经济角色外，履行社会责任理当是企业应尽的职责。尤其对于血液制品企业而言，社会责任更加重大。
作为特殊的行业，有着特殊的社会责任，血液制品企业关乎的是人的生命健康与安全。可以说，从采浆、生产血液制品到患者使用，整个过程都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仅仅依靠利益驱动。
相比一般药品，血液制品有着更高的安全与质量要求，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首先就体现在确保产品质量层面。
以上海莱士为例，对于白蛋白产品，国家规定必须采取一次巴氏灭活。在上海莱士看来，这是“从人心到人心”的事业，马虎不得。多年来上海莱士始终坚持进行两次巴氏灭活。经过两次灭活后，白蛋白产品得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产量降低，企业利润率也随之下降。
“短期来看，履行社会责任会减少利润；但长期来看，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是共生共赢的。”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杰告诉《科学新闻》。
当然，社会责任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更需要在实践中落实。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敢于直面行业顽痼、并进行自查自纠的企业，上海莱士对自身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自查自纠按照浆站自查、公司复核及验收等三个阶段有计划进行，形成一个从浆站发现问题到公司复核验收，最终再回到浆站进行整改提高的完整闭环系统。
自查自纠工作的实施，是对上海莱士提出的“守底线、严规范、谋发展”发展宗旨的最好诠释。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趋势下，任何一个行业都无法独善其身。血液制品行业毫无疑问会受到新形势的影响，企业必须要时刻保持对自我的清晰认知，然后“拥抱其时，主动改变自我，这样才会有企业的明天，才会有整个行业的明天”，陈杰坚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