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已知的最古老骸骨，第一次探测到引力波，成功登陆火星的探测器，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这些奇妙的科学故事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也证明了一个事实，公众十分渴望了解最新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但是，科学新闻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呢？
日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琼·利奇（Joan Leach）在全球解释型新闻网The Conversation上撰文指出：专业的科学记者在社会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们是可以影响政策制定的可靠科学研究的公共传播者；他们是有纰漏的新闻和“不可靠的”（甚至威胁生命的）科学研究的检验者；他们是科研机构的公共关系部门和大众媒体之间的把关人。
然而，在澳大利亚，这种专家型科学记者的数量在严重下降。
推动政策制定
在2012年和2013年期间，一系列的媒体机构与澳大利亚医学协会和澳大利亚科学院展开合作，共同推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免疫运动。
他们不仅在澳大利亚的各大新闻媒体平台发布了扎实、出色的报道，《每日电讯》和新闻网站MamaMia同时也发起了一场运动，鼓励读者能够承诺为自己的孩子进行免疫接种。
2013年，《每日电讯》再度出击，推出了“没疫苗，没得玩（No jab, no play）”的概念，宣传推广儿童保育中心应该停止接收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入学。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随即引入法律法规，着手实现了这一建议。该项目目前仍在管控之中。
与这一报道相关的还有一个成功案例，那就是新南威尔士州公平交易办事处针对一个反疫苗激进组织——“澳大利亚疫苗网络（Australian Vaccination Network）”发起的一项活动。由于该网络的名称被认为具有误导性，于是经过公平交易办事处的努力，现在该组织将名称重新变更为“澳大利亚疫苗怀疑论者网络（Australian Vaccination-Skeptics Network）”。
“烂科学”的把关人
在很多学术期刊中，同行评议和编校流程都十分扎实。但是有时候，人们所谓的“不靠谱的”科学研究还是会被发表出来，而且可能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利奇举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1998年发表的一项（如今被证明是作假的）研究声称，儿童中所发现的类似自闭症的症状和胃肠道异常是与麻疹、腮腺炎和风疹（MMR）疫苗接种相关的。这是一项小型的（只有12名儿童）观察性研究，而且第一作者安德鲁·维克费尔德（Andrew Wakefield）在提交论文时并没有披露其中的关键信息。
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维克费尔德表示了他对于MMR疫苗的担忧。媒体积极地、不加批判地对这些声明进行了在道德和科学上都不够扎实的报道，并且将其称为“可能在过去100年最具破坏性的医学骗局”。2008年，有报道称麻疹开始再次在英国流行，其中的原因也是由于MMR疫苗接种率的下降。
如果记者在最初的新闻发布会上能够具备足够的知识，批判性地对研究结果进行鉴定和评估，那么就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揭露这一蹩脚的科学研究。后来，调查记者布莱恩·迪尔（Brian Deer）发现这篇论文是具有欺骗性的，他在纸质媒体上发表了这一报道，并且制作了纪录片以揭露这一骗局。
科学新闻与科学公关
科学新闻与科学公共关系（PR）有时候很难加以区分。公关专员的工作是让每一个故事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吸引眼球。记者的职责则是找到一个故事并且报道其背后的证据，无论这是谁的故事。
如果将某个高校撰写的新闻通稿（而不是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文章）作为主要证据来源的话，就很容易越线成为传递知识的资讯，而非独立的新闻报道。
而且，有些看起来像是科学新闻的报道，往往得到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大力赞助。这种所谓的“原创内容”正变得越来越流行。
随着媒体机构的记者相继流动到学术和研究机构的宣传岗位上，这一趋势也开始逐渐恶化。尽管这些被宣传岗位雇佣的老记者们的写作风格与新闻记者一样，但他们关注的是如何推销本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这绕开了对证据所展开的扎实、独立的检验。
利奇指出，随着科学记者逐渐成为“濒危物种”，这种趋势可能会愈演愈烈。
濒危物种
科学类调查记者在澳大利亚的新闻工作室中属于“珍禽异兽”；其中最近发生的几起案例就是《悉尼晨锋报》的马库斯·斯特罗姆（Marcus Strom），以及近期刚离开工作了16年的《费尔法克斯》、加入墨尔本《时代报》的布赖迪·史密斯（Bridie Smith）。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似乎是唯一一家拥有科学部门的主流媒体机构。在这里，专家安娜·萨勒（Anna Salleh）、杰克·斯特姆（Jake Sturmer），以及具有丰富经验的科学记者、通讯员，和罗宾·威廉姆斯（Robyn Williams）、娜塔莎·米切尔（Natasha Mitchell）、乔尔·沃纳（Joel Werner）、伯尼·霍布斯（Bernie Hobbs）、鲁本·米尔曼（Ruben Meerman）以及卡尔博士（Dr Karl）等广播员，一同为公众在多种平台上提供日常的科学内容。
专攻环境、健康和技术的记者仍旧在主要的媒体平台上占有一席之地，Cosmos杂志为澳大利亚的科学内容提供了另外一种平台。比安卡·诺格拉迪（Bianca Nogrady）、利·代顿（Leigh Dayton）和格雷厄姆·瑞德费恩（Graham Readfearn）等自由撰稿的科学记者则在多个媒介平台上推动着自己的项目。
专业的记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形成对事物深刻且复杂的理解，并且在展开快速的网络搜索之前就掌握到底发生了什么。例如，他们可能会意识到，某个所谓的“突破”只是一项经过重新包装的旧研究，或者某项研究其实规模非常小，又或是它在还不具备足够的重要性时就做出了前景展望。
专家型科学记者的消失意味着一种工作人员的消失，他们不再有时间和专业知识去进行深入的探索，或是去提出让人不快的问题。这所带来的后果是科学报道的广度、深度和质量都有所下降。
此外，记者还面临着工作量的增加，需要学会使用各种多媒体技能，以及需要肩负起源源不断的报道（受到24小时不间断新闻周期的驱使）等压力。因此，想要进行真正的调查就显得机会渺茫。
科学报道的新方式
随着科学记者的数量有所下降，科学界开始行动起来，各种博客和社交媒体网站相继涌现出来，以填补网络上的空白。有些机构已经做得非常成功。
澳大利亚科学媒介中心等机构，如今正致力于支持并推动循证科学新闻。该中心拥有1600名用户，并且会通知联络数百名记者参与定期简报。
其首席执行官苏珊娜·艾略特（Susannah Elliot）表示：“当澳大利亚科学媒介中心于2005年开始运行时，全国的主流新闻工作室大约有35名专家型科学记者。现在，你用一只手就能数出他们。专家型记者的缺失意味着，没有人会在编辑会上为好的科学研究去争取，或者是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寻找科学的角度。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全力以赴，帮助普通记者报道科学，并确保他们没有遗漏重要的东西。”
未来愿景
科学新闻可能从未在媒介机构中享有一成不变的地位——有些报道声称，科学新闻在1987年到达顶峰。在一篇大众科学历史的重要综述中，作家马丁·鲍尔（Martin Bauer）指出，科学新闻很容易会走向“繁荣与萧条的周期”。
正是基于“没有它生活会变得更糟”的假设，所以人们需要科学新闻的繁荣发展以及不断改进。这对于学者而言较为简单，毕竟，人类的存在就是基于“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以此说服大众？利奇指出，单靠研究“科学新闻的衰落”，如记者数量变少、散漫芜杂的科学报道、品牌化内容和原始内容的兴起，不足以证明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记者。我们必须要清晰地阐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并且说服被媒体包围的消费者，他们的生活中应该为科学留有一席之地。
她表示，我们也必须要明确给出具有公信力的商业案例，为科学新闻提供支持。
诸如Nautilus和narrative.ly等相对较新的媒体平台以其自身经历证明，将科学与创造性的非虚构小说、慈善基金、订阅服务、付费墙，以及新闻和公共关系的混合模式相结合，可能是未来值得探索的商业模式。同时，新兴的解释型网站The Conversation在高校的支持下，也在大量发表由专家学者撰写的科学、技术、环境和能源报道。
然而，还尚未有让人信服的案例证明，公众会对健全的科学新闻给予大力支持。在利奇看来，这让人感到遗憾。他们认为，学术界、媒体界，以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私营领域，应该开始协力构建科学新闻的公共价值。
她在新西兰的同事丽贝卡·普利斯特利（Rebecca Priestly）为科学新闻的发展建立了相应的基金提供经费支持。她认为，澳大利亚也是时候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