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科技与学术传统逐渐向中国传播，中国近代学术蓬勃兴起，考古学等学科应运而生。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建制化整体上晚于考古学，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多有借助考古学相对更成熟的力量。
竺可桢是中国科技史早期建制化的主要人物。除了创建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和组织中国科学史的学科规划以外，他还身体力行，撰写科技史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他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上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典型的科技史学术论文，从文献考证到实地观测，中外最新科技和考古资料都为其所用，旁征博引，堪称经典之作。
考古学家夏鼐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技史家。他早在1945年即与李俨相识，后与王振铎、席泽宗等交往密切。他不仅亲自撰写有关科技史方面的文章，懂得利用考古学的资料解读科技史的问题；同时也注意应用科技史的知识，为考古学提出研究方向和解决问题。他创作了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史论文，发表在文物考古杂志上。1979年结集出版的《考古学与科技史》论文集，影响了一代考古学家和科技史家。夏鼐对中国科技史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特别是在天文学史、冶金史、陶瓷史、纺织史、度量衡史等领域，还积极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创建等活动。
夏鼐与柯俊两位先生的交往在科技史与考古学界传为美谈。20世纪70年代两人因河北藁城出土商代铁刃铜钺联系在一起，柯俊鉴定得到陨铁的结果，推翻了中国商代发明冶铁术的说法，得到夏鼐先生的充分肯定。另一件轰动的事情是西晋周处墓出土“铝片”的鉴定，柯俊鉴定认为“铝片”与现代铝接近而不是古代生产的。1977年这一鉴定报告出来后，柯俊觉得会对之前鉴定工作的同志们产生负面影响，便与夏鼐商议不再发表，而是在夏鼐发表文章的脚注中加以说明。这一“冷处理”，体现了前辈们崇高的境界，并将对科学的严谨、对他人的尊重和对中国考古学界声誉的维护统一起来了。
此后，以柯俊为首的冶金史团队，连续发表了一批关于中国早期铜冶金、铁冶金的重要论著，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柯俊本人也从一位著名的材料科学家变身为科学技术史家，还担任第二届、第三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积极拓展中国科技史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将中国的研究成果推介到世界上去。
考古学与科技史的一个重要的结合点，就是催生出科技考古这个研究方向。夏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先引进自然科学的专家仇士华等开创了中国碳十四测年的研究，也积极支持以周仁先生为代表的陶瓷史团队和以柯俊先生为代表的冶金史团队，衍生出陶瓷考古和冶金考古两个分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碳十四测年、陶瓷考古、冶金考古是中国科技考古最重要的三个部分。
1988年5月，全国第一次实验室考古学术讨论会在广西南宁举行；1989年10月，全国第二次实验室考古学术讨论会在安徽合肥召开。在这两次会议上，一批对考古发掘出土资料和文物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聚集到一起，迫切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学术组织，同时也对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学科属性与定名进行了讨论。1991年4月，在河南郑州召开的第三届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期间，正式将会议名称的“实验室考古”改为了“科技考古”，并宣布成立中国科技考古学会（筹），柯俊当选为理事长。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科技史与考古学的结合更加紧密。自然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进入考古领域，实物遗存的潜在信息便逐步被揭示出来，学术难题不断被攻破，屡有重要成果问世。2015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正式成立了科技考古专业委员会。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会也相继成立了多个科技考古相关的专业委员会，如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人类骨骼考古、新兴技术考古都设立了各自的专业委员会。
随着学科的发展，原来科技考古定位模糊的面貌逐渐改善，科技考古在科技史、考古学中的定位也表现出不同的取向：科技史中的科技考古要解决的是科技史的问题，是以古代物质材料为研究对象来探讨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规律；而考古学中的科技考古更关心的是考古学的问题，是用现代科技手段来研究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虽然所属学科不同，但殊途同归，反映出学科交叉的无限魅力。
从历史上看，中国科技史与考古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很多研究方向得益于考古学的发展。反过来看，科技史对考古学也有很多贡献，不仅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新问题，也在方法上增添了更多的自然科学研究手段，使得考古学显得更“科学”。科技史研究需要考古学的新材料、新证据，科技史家总是推崇和依赖考古学的成果，如果说科技史是学术思想之“学”，考古学可算作是获取学术思想之“术”；考古学对科技史的问题导向目前似乎缺少足够的关注，尽管考古学对科技考古的容纳和依赖与日俱增，但也主要是作为一种方法或工具来看待。
经过多年的学科发展，学术界有了更成熟的思考，专业更精细化以后带来的是高筑的学术壁垒。科技史在保持原来自然科学理性思想的同时，也正发生其人文学科转向，已经走到更关注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更关注历史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了。考古学在经过“新考古学”洗礼后，加速了自然科学化的道路，科技考古已经融入考古学中成为工具性的技术手段，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大格局，寻找其学术思想史应有之地位。
新时期的科技史能够给考古学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如何不仅立其“学”也助其“术”，这是值得更多思考和期待的。相信在更广阔的空间里，中国科技史与考古学能够琴瑟和鸣，再奏笑傲江湖，共建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