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历书》是明朝政府为了完成历法改革于崇祯二年（1629）开始组织编修的一部专业性的天文学丛书，是20世纪之前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典籍之一。
丛书围绕明朝天文历法机构在天体运动计算以及历书编修方面的实际需要，针对中国本土历法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和差误，以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的《新编天文学初阶》（Astronomiae Instauratae Progymnasmata）以及第谷的弟子隆格蒙塔努斯（Christen Sørensen Longomontanus，1562~1647）的《丹麦天文学》（Astronomia Danica）为中心，同时参考了从古希腊到十七世纪前二、三十年之间欧洲一些重要天文学著作中的成果，主要包括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约90~168）的《至大论》（Almagest）、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的《天文学的光学须知》（Astronomiae Pars Optica）、马基尼（Giovanni Antonio Magini, 1555~1617）的《新天球论》（Novæ coelestium orbium theoricæ）以及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星际使者》（Sidereus Nuncius）等等，形成了一套以第谷天文学体系为框架、与中国代数型历法天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几何型数理天文学体系。
该书内容既有天文学理论与天文表，又有基本的三角学与测量学知识以及相关的天文仪器知识，全面涵盖了日月五星和恒星运动的观测、数学处理与具体计算，堪称是中国天文学史和西方科学东传史上的一座空前的里程碑。
无论是印度天文学在唐代的传入，还是阿拉伯天文学在元明时期的东来，其规模的宏大和影响的深入持久程度都不可与这部历书的编纂同日而语。该书的编纂以及其中内容的最终采纳是中国古代历法天文学发展中的一次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固有的代数化的历法天文学传统，使之走上了几何化的发展道路，为它下一步的近代化发展铺平了道路。
该书的清初改订本《西洋新法历书》虽然被完整保留至今，但原版在今天并没有完整的存本，只有各种残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中。此前，潘鼐先生曾利用这些版本进行拼凑，影印出版了《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为当代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谓功德无量。
但是，由于《崇祯历书》在明末就已经出现了此修订，所以现存版本之间实际上存在不少重要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却是潘鼐这个“百衲本”所无法反映的。最近，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资助下，我们对《崇祯历书》的这些存本重新进行了汇集和互校，完成了270余万字的《崇祯历书合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7），更为清晰地再现了该书原版的基本面貌以及不同版本在内容上的差异，由此也对该书的编纂过程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最让我们感到吃惊的就是《崇祯历书》中所存在的一种且修且改以及且印且改的做法，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日躔部分。不仅讲理论的《日躔历指》的较晚版本中增加了不少内容，而且用于具体计算的《日躔表》的后续版本简直被改得面目全非了。交食部分看来也曾经历过较大的改变。因为，事实证明，在对崇祯七年（1634）三月那次大食分日食的预报中，历局据西法所做的预报出现了重大错误；在向皇帝解释这些错误时，历局说当时新算表刚刚编修完成，“尚未装潢成帙”，所以他们只好仍使用旧版算表推算，而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刊刻错误。可见，日食算表部分当时就是处在一种且修且改和且印且改的状态之中。
更加奇怪的是，《崇祯历书》讲理论的“历指”部分和讲算表和算法的“表”的部分常常自相矛盾。最典型的就是，《月离表》中所使用的实际上是全套的第谷月亮表，但是《月离历指》在解释这些表的原理和推算方法时利用的却是哥白尼的模型和理论，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
这些前后修改和仍然存在的错误向我们透露了《崇祯历书》编纂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整个编纂并不是一个经过严密计划而有条不紊地推进的过程，而是一个边试边改的过程。所以，在这场历法改革过程中，参与其事的耶稣会士们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简单地将天文知识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而必须考虑这些知识的实用效果问题。他们所要传递的并不是简单的书本知识，而是需要见到实效的实践性知识，所以其传播过程就要比简单书本知识的传播要复杂得多。
明朝末期，耶稣会士把传播欧洲科学作为他们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支撑。但是，尽管参与这场科学传播运动的耶稣会士在欧洲或多或少地接受过一些科学方面的训练，但都还不是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真正专家。他们了解中国科学的一些方面，并且从理论上作出了欧洲科学优于中国科学的判断。他们也了解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和困境，并相信凭借欧洲科学可以帮助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由此巩固他们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
如果中国对欧洲科学知识的需求仅限于书本层面，那么耶稣会士的传播工作就要简单得多，只不过是翻译与出版，并且他们所宣称的西方科学的优势神话也较容易得到维持。例如，针对当时中国对农田水利机械的需求，当时的耶稣会士们让一些中国学者相信，西方的龙尾车（阿基米德螺旋）的提水性能比中国的龙骨车要好，并且在《泰西水法》一书中作了介绍。但是，当时中国并没有谁曾要求他们马上通过实践来证明他们的断言。所以，尽管龙尾车一直没能取代龙尾车，但龙尾车的神话却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清朝末期才有中国学者通过实践经验对其提水效能提出异议。
但是，在历法这样的领域，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人需要立刻就见到西方天文学在日月食等天象预报方面的有效性，他们需要的不再是单纯的书本知识，而是实践知识，要通过时间来看你究竟能不能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会士们只能是边干边学，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将自己培养成真正的实践型专家。崇祯改历和《崇祯历书》编修正是这样一个实践知识的传递过程，它要求参与其中的耶稣会士必须把书本知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以便能在一场场的历争中击败对手。所以，对于原本不是真正专家的耶稣会士们来说，这个改历和编书的过程就是一个边试边修，边修边改的过程。其实，现存《崇祯历书》版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以及矛盾所反映的正是当时的这样一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