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俨先生是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奠基人，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更是一位令后辈仰望的大师。
1892年，先生出生于福州的一个举人家庭。早年他求学于唐山路矿学堂，1913年投身铁路工作，曾任陇海铁路副总工程师。在工作之余，四十余年如一日，致力于中国算学史的研究。
1955年调入北京，同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担任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首任主任，直至1963年去世。他一生笔耕不辍，勤奋写作，撰写论文百余篇，出版《中国算学史》《中算史论丛》《中国数学大纲》《中算家的内插法研究》《十三、四世纪中国民间数学》等多部论著，著作等身，在科学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目前所知最早的先生手稿是写于1916年12月的“中国数学史”，该文1919年以《中国数学源流考略》为题，刊于《北京大学月刊》，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钱宝琮先生研究中国数学史即受此文影响。先生最早发表的文章则是1917年2月刊于《科学》杂志的“中国算学史余录”一文，距今恰好一百年。通过阅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藏先生往来书信，更加景仰其道德文章、治学方法和精神。
先生之所以从事数学史研究，和很多前辈科技史家一样，是发自内心的爱国情怀。他曾说：“我看过一篇日本人述说中国数学的论文，十分感动和惭愧，以为中国人如此不肖，本国科学（特别是数学）的成就自己都不知道，还让他们去说，因立志同时要修治中算史。”他提到的日本人，可能就是三上义夫。三上是著名的日本数学史家，早于先生数年即对中国古代数学有过研究，并与美国数学史家D. E. Smith合作撰写过中日数学史的著作。1913年，三上义夫在《数学杂志》发表的关于《杨辉算法》的研究文章影响了先生，就在第二年，两人开始了通信。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能跟上时代学术的新潮流，能够进入这个潮流，叫“预流”，否则叫“不入流”。李俨先生的治学之路，可以称得上是一条“预流”之路。作为一位真正的学术“预流者”，他不仅致力于殷墟甲骨、敦煌文献、明清档案、文集、家谱、地方文献的研究，对日本、越南，乃至英国、法国、梵蒂冈、美国等地保存的中文、满文、西文文献也都颇为关注。
先生的成功不仅在于能够“预流”，还体现在他能够广交中外学友，互通学术信息。与他交往的朋友有张崧年（即张申府）、蒋梦麟、陈寅恪、吴宓、曾远荣、钱宝琮、张荫麟、章用、袁同礼、向达、王重民、邓衍林、刘国钧、翁文灏、范寿康、裘冲曼、严敦杰等诸多学界名流，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与张申府和章用的交往。
张申府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最早将数理逻辑介绍进中国，与罗素、萨顿均有往来。自1917年起，他与李俨先生多有往来，通信达20年之久，所幸书信得以保留至今。从书信中我们看到，除了学术交流，他还帮助李俨先生采购古代算学著作，如现藏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康熙时代数学著作《算法纂要总纲》即由他代为购买。
而章用则是章士钊之子，早年留学哥廷根大学，精通多种语言，20余岁即任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惜于29岁英年早逝，竺可桢在纪念会上称“其学问渊博，侪辈无匹”。因拜读李俨先生的数学史文章，仰慕其学术，故与之通信，仍有很多书信保留至今。
先生与陈寅恪的交往也值得我们关注。陈寅恪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过“《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一文，考订出利玛窦之师丁先生（Clavius）之姓“丁”的起源，并指出《几何原本》明末刻本与康熙本底本不同，文中有“据李俨君所言”等语，即为两人交往的明证。现存信件同样说明陈氏研究此书与先生有直接关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正是通过李俨先生，提议由陈寅恪研究满文《几何原本》。更有意思的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还藏有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油印稿，上有“敬求教正”字样，当是陈先生赠予先生，是现存王国维挽词的最早版本，颇为珍贵。
先生还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有间接交往。他通过北大校长蒋梦麟与伯希和联络，希望伯氏协助复制剑桥大学所藏《永乐大典》和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算书，伯希和欣然应允，并很快复制寄达。先生交友广泛，与很多国际学者建立了联系，除日本的三上义夫、美国的D. E. Smith、法国的伯希和之外，他还和小仓金之助、薮内清、英国的李约瑟和印度的Datta有来往。
注重史料的系统发掘是先生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1918~1941年间，他在世界范围内收集古算书和明清中西交流史料，不仅对清代畴人史料进行了广泛调查，征访数学家后裔，甚至刊登广告，征集数学史书籍，试图完成宏伟的《中国算学史》撰写计划。工作之余，他遍访各地图书馆，还通过友人在世界各国图书馆收集资料。“研治学术，首重图书”“编录史事，首重资料”，这是先生治史方法的很好概括。1937年，他在《出版周刊》上发表“怎样研究中国算学史”一文，认为研治中算史之方法不外以下几个步骤：第一勤治西算，第二阅读书籍，第三选定题目，第四整理旧文。其学术活动充分践行了自己的治学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科学》《学艺》《图书馆学季刊》等期刊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引起了学界同行的广泛关注。
先生不仅有着细致的史料工夫，还拥有广阔的视野。他搜罗中外学术信息，广泛阅读国内、日本、欧美科学史刊物，乃至国际上重要的科学史著作，以比较科学史的视野研究唐代与印度的历算交流、元代与伊斯兰、明清之际与欧洲科学的交流。1935~1937年，王重民访问欧洲期间，就受其所托，复制耶稣会士相关著作，其中包括《崇正必辨》《熙朝定案》等书。从治史方法上看，先生上承乾嘉学风，“引而不发”。20世纪儒学大师马一浮曾说过：“说理须是无一句无来历，作诗须是无一字无来历，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方能入雅。”先生治学严谨，其论著字字千金，可当此论。其学术成就，不仅傲视中国数学史界，也雄踞中国科学史界、东亚科学史界，更在中国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最杰出的中国科学史家，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不同的科学史家，往往有不同的学术风格。通过对先生往来书信的整理和解读，后辈学人可进一步研究和发掘他的治学之路和学术思想。纵观百年中国数学史学史道路，先生永远是难于逾越的高峰。学术研究即便新方法新路径层出不穷，但先生开创的范式，将是永恒的范式，历久弥新，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之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后辈时刻铭记，不敢或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