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之际，温故知新，继往开来。笔者探讨三个方面的内容以加深对科技与社会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认识。一是关于科学史所的科技与社会研究的传统；二是关于当前科技外史和科技与社会研究；三是在交叉融合与需求引领之下，科技与社会研究推动科技史学科建设，实现从科技史到大科技史的全面发展。
学术传统:科学史所的科技与社会研究
从研究所成立至今，科技与社会研究（STS）在科学史所的研究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形成了研究所的一大学术传统。早在1976年研究所就编篡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史》，其中有大量科技与社会的经典论述。
对于研究所主持开展的大型项目来说，科技与社会及综合性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例如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卢嘉锡主编，陈美东任常务编委会主任，席泽宗、郭书春、戴念祖、罗桂环等多名学者）、《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路甬祥主编，张柏春、王扬宗、董光璧、王渝生副主编）以及2004年由研究所和中科院规划战略局创办的《科学文化评论》（刘钝、曹效业主编）等中都有比较集中的反映。
本所研究人员的大量工作都是或都涉及科技与社会及综合研究。例如，董光璧的《静悄悄的革命——科学的今天和明天》《传统与后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阎康年的《通向新经济之路——工业实验研究是怎样托起美国经济的？》、杜石然、范楚玉、陈美东、金秋鹏、周世德、曹婉如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戴念祖的《朱载育——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廖育群的《医者意也：认识中医》、张柏春等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罗桂环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等专著，宋正海主编的《天地生人丛书》、张柏春主编的《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和席泽宗的“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杜石然的“论元代科学技术和元代社会”等论文，刘钝、王扬宗合编的《中国科学和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等众多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研究所60年大庆的论文集里，专门设有“科技与社会”篇，收录了本所研究人员在这一领域自选的代表作。
1999年之后，科学史所从科技史一个研究方向扩展为三个研究方向：科技史（从中国古代扩展为中国近现代和西方）、科技战略（基于科技史的科技战略）、科学文化。产出一批科技与社会的研究成果（部分已如上所述）。例如，把历史分析引入战略、政策的研究，改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战略研究的“现状分析—对策研究”二段论。
近年来，科学史所还参与以下战略研究报告的研究与起草：《创新2050科技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AASA (eds.) Towards a Sustainable Asia: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s, Science Press & Springer, 2011.》《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总论》《科技发展新态势与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等。上述工作丰富了科技史研究，体现出科学史所长期形成的基于科技史的科技与社会研究传统与特色。
相得益彰：科技与社会和科技史
STS与科技史的关系，首先体现在STS与科技外史的关系。著名科技史家、社会学家保罗—弗曼（Paul Ferman）1991年在《科学技术史学家应独立而不是超越》中指出：“最近20年，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内史转向了外史。”席泽宗在《科学史十论》中论及科学技术史内史与外史的关系时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科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越来越趋向于外史；而今，在美国，研究外史的人已经多于研究内史的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科学技术史研究也以外史为主。”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已有大量讨论，我不完全赞成“转向说”，认为应该是“从内史扩展到外史”，内史并非不重要，而是成为了基础。
实际上，如果把科学看作不仅是知识体系，而是知识体系、社会建制和实践活动三位一体，则对这样理解的科学进行历史研究，也许就无需划分内史与外史了。
从内史扩展到外史对于科技史的学科建设与竞争力的提升十分必要。科技社会史涉及更多的概念、方法、理论、数据资料，不仅扩展了研究领域，可发现与解决更多学术问题，满足学界与社会的更多需要，而且使科技史学科更具专业性和更具专业壁垒，科技史不再是退休科学家也可以从事的工作。
科技社会史是以社会学、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等来研究科技史。从研究实践和学理上看，STS（包括科技社会学等）与科技社会史的关系比科技内史与科技社会史的关系更密切。I·B·科恩指出“默顿的《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于1938年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至少在两个知识领域成为经典：定量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托马斯·库恩认为：“很可能科学史通过社会学对科学政策和科学管理产生根本性影响。”STS与科技史的关系之密切，乃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科技史的一部分。如在国务院学科评议的规范中，科学技术史学科包括科学史、技术史、医学与农学史、科技与社会、科技考古与文献。无论是作为科技史的一部分，还是与科技社会史关系密切，STS在科技史的学科建设和竞争力提升方面都至关重要。
交叉融合与需求引领催生的“历史视角+多元方法”的大科技史
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在社会发展与社会运行中发挥巨大作用，即使不是决定性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但奇怪的是，以科技为研究对象的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科技哲学等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中却处于边缘，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在学术史上是很罕见的。
众所周知，科学发展经历个人研究、恩主资助、研究与发展等阶段，直到科学技术与企业产业相结合才解决了经费来源问题。当下的科技史处于“恩主资助”阶段，如果想要科技史壮大繁荣，就应学习当年科学与经济社会相结合，实现科技史的“工业实验室”和“R&D”。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取决于其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
在现行主流科技发展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之际，科技史与STS结合是把科技史做大做强的捷径，它促使科技史在“内史+外史”的基础上，再次扩展到“历史视角+多元方法”的解决大问题产生大影响的大科技史，以满足学界和社会日益紧迫的关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永世太平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