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研究需要专人
新中国伊始，国家百废待兴。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意识到，国家需要专职人员从事科学史研究。1952年初，他委托华罗庚去浙江大学商调钱宝琮到中科院编写数学史。1952年末，竺又与吴有训、陶孟和讨论设立科学史委员会。他们建议把该委员会放在图书馆，而竺则坚持“非有专人来主持，否则还是要落空的。所以主张把钱琢如或刘朝阳能（调）到院来专任其事”。
1954年9月2日，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在京成立，竺可桢为主任委员，叶企孙、侯外庐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向达、侯外庐、钱宝琮、李俨、叶企孙、丁西林、袁翰青、侯仁之、竺可桢、陈桢、张含英、梁思成、刘敦桢、刘仙洲、李涛、刘庆云、王振铎。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是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中国科学史的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编写有关科学史的论文和刊物，制定培养科学史研究干部的计划。叶企孙在会上提出以余介石调往浙大为条件，让钱宝琮赴京专职从事中国科学史论文目录的整理等工作。
1956年之前，钱宝琮一直在浙江大学教书。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综合性的浙大仅保留了工科专业，没有了数学系，更谈不上数学史研究。钱宝琮在浙大亲授二十多年的数学史课程寿终正寝，为此，萌发了去“历史研究所专做中国数学发展史与天文学发展史研究工作”的念头。他利用课余时间继续科学史研究，为杭州中学教师举办数学史和数学教学法讲座，在沈康身陪护下前往华东师大和上海师专讲授数学史，到天蟾剧院给上海市中小学数学教师作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史报告，在《科学通报》《数学通报》和《数学教学》等刊物上发表数学史论文，还为《数学通报》审阅数学史投稿。
经竺可桢当面请示周恩来总理，高教部于1956年3月调钱宝琮入中国科学院。4月下旬，钱宝琮抵京，与李俨、严敦杰等同仁共建起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中国科学史研究由此步入正规化、职业化的道路。
《科学史集刊》的编辑
1956年10月26日，竺可桢与陈伯彦、龙伯坚、李涛、李俨、王毓瑚、夏纬瑛、刘仙洲、钱宝琮、叶企孙等讨论筹办科学史刊物事宜。11月6日，中科院第28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筹建方案》提出组成中国科学史集刊编辑委员会，出版中国科学史的专门刊物，刊登科学史著作，如此发挥全国科学史工作者的潜在力量，并通过集刊把这些力量逐步组织起来。1957年7月，《科学史集刊》编辑委员12人推举钱宝琮为主编，严敦杰为编辑。
《集刊》于1958年4月创刊，它是当时我国科学史界唯一的对外窗口，起到了很好地国际交流作用，国际科学史界权威刊物ISIS对《集刊》的许多文章作过摘要。因稿源问题，《集刊》从1958年创刊到“文革”爆发，只出刊9期，发表论文和译文79篇， 涵盖综合性研究、数学史、天文学史、医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农学史、地学史及工程技术史。
钱宝琮对《集刊》要求极严，反对论文的单纯史料堆砌，存而不论。凡编辑严敦杰选定的稿件，他必一 一过目，然后分送对口编委二人进行复审，并要求提出具体意见。在学术高品位的前提下，《集刊》兼容并蓄，百家争鸣。钱宝琮一视同仁地吸收外来投稿，丝毫不抱门户之见。他乐于与作者展开辩论，坦率、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没有不提意见而径行退稿的。他敢于否定质量不符要求的稿件，不管是年轻人的试作，学术权威的论著，或是学界领导的宏文。钱宝琮对自己同样严格，每有新作必向同仁征求意见，但从不将其观点强加于人。他花几年时间精心撰写了《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论文，自觉颇有新意，希望能在《集刊》发表，因有编委反对，直到去世也未刊出。
《科学史集刊》的曲折
《集刊》的编辑与出版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曲折与争辩。
1958年10月起，科学史室开始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批判的重点是影响最深危害最广和妨碍当前研究工作的资产阶级学派和学术思想，例如批判我室钱宝琮为主的中国数学史和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中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中心工作，必须联合各有关单位共同进行，批判结果除在《科学史集刊》发表外，并编出《科学史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论文集》”。 钱宝琮在1969年写的《本人详细历史》中谈及了那段经历：“1959年本室革命同志掀起了一个以我为典型的拔白旗运动。但没有经过斗争批判，运动不久就结束了。”《集刊》未见批判钱宝琮的文字，更没有所谓《批判论文集》的问世。
1947年，钱宝琮细读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著作后撰文指出：“科学史或文化史之注重科学发展者以叙述各时代人类之创造活动为其职志。读之者当有科学统一，人类统一之感想。”他把《集刊》定位在“有关自然科学史上的重要问题，给以科学的分析、综合，因而得到解决问题的论文集刊”，读者对象为科学史研究人员及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工作者。然而，《集刊》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一直是科学史室辩论的焦点。
1965年5月，科学史室致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关于我室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自然科学史的方针、任务》报告曰“（科学史室）存在的问题很多，突出的表现为厚古薄今，脱离实际”，还点了钱宝琮的名，说他“影响着青年，妨碍着自然科学史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集刊》“已出刊7期……其中大约56篇属于资料考证，证据空泛，与现实联系不大”。报告要求《集刊》“撰写与现实有关的题目，从自然科学史的角度参与目前的论战”。报告还将钱宝琮“写文章是专为少数科学史工作者看的”言论，定性为“文风问题”，上升到“自然科学史室长期以来存在着学术思想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讨论关于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发展问题时，有人提出应从自然科学史的角度加以阐述证实，钱宝琮却说：“这项工作应做，但不是科学史，《科学史集刊》不刊登这类文章。”
钱宝琮说过：“政治历史因不能不注意人类之争执与猜忌而忽视人类内心之一致……在科学研究方面，则敌对之民族与憎恶之阶级仍能互相合作，向同一方向前进。”在科学史室的一场“科学家总是属于一定阶级的”辩论会中，钱宝琮针锋相对：“科学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要不要讲科学史？要讲就要写科学家。这是不是科学史的一部分？是，就要考虑怎样写好。不是科学史的一部分，为了写这些人刻苦奋斗，道德高尚，那大可不必。是科学史，就要写他有多少创新，有多少缺点。”
“文革”期间，《集刊》遭遇批判。钱宝琮被迫写下《关于问题》交代材料：在这9期里登载的60余篇文章中，真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为数不多。有些文章或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列史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或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繁琐考证，脱离群众，当然受到群众的批评。从第1期起，在很多期里有纪念某某外国自然科学家诞生100周年、250周年、400周年的文章……文章的质量自然不能很高。《集刊》编委员对这些写得不好的论文，因为稿源不济，也勉强为它登载出来，以充满每期约十万字的篇幅，这当然引起革命群众的不满。1965年，黄炜和严敦杰商量要召开一个读者座谈会讨论这个老、大、难问题，会是开成了，但稿源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从上述文字看出，钱宝琮是不满其主编的杂志，在自我检讨，但与造反派的要求有些南辕北辙。
在庆贺科学史所60周年的今天，重温《集刊》那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学习以钱宝琮为代表的科学史家苦心孤诣、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继承与发扬他们的优良学风，特别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