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研究领域十分广阔，不仅囊括了医学的各门学科，而且还涉及丰富多彩的人类卫生保健活动。人们可以通过追溯医学模式的演进，来看人类生命观、死亡观、健康观和疾病观的变迁；可以从疾病理论的变迁、诊断治疗方法的进步，看到医学技术的发展为防治疾病、促进健康提供的有效保证；可以聆听遥远年代智者的教诲，唤起尊重生命、关爱病人的思想共鸣，激励人们在探索生命和疾病奥秘的道路上披荆斩棘。
医学史研究的转向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生命与健康问题关注的增加，以及对医学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社会伦理法律问题的深刻反省，医史学家也开始从新的视角审视医学技术与医疗保健的变化。医学史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一是新社会史研究。1970年代出现的社会转向，吸引了非医学专业的社会史学家进入医学史研究领域。他们的进入改变了传统医学史关注诊断、治疗、药物、技术等发展的倾向，将研究目光投向医疗保健活动中的种族、性别、阶级、政治争论等问题，强调医学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如何形塑医学。不过也有学者批评这类研究是“没有医学的医学史”。
二是文化转向。1980~1990年代医学史研究开始关注身体史与性别史问题，即所谓身体转向。有学者提出身体不仅是物理实体，也可以是社会文化建构产物，是政治力量的对象和工具。有研究者通过对女性、生殖文化、同性恋人群的研究，指出日常生活行为的规训在西方是体制和惩戒权力史的一部分，国家可以对个人的身体实施统治，机构也可以间接地影响和指挥一个人的自我及其身体，哪怕表面上看来是那个人自己在控制着自我。
此外，随着医学诊疗技术的可视化、公共卫生与视觉文化以及图像、影像作为历史文本，医学史家也开始重视图像史的研究，即图像转向。
三是物质文化转向。不同时期、地域的医疗保健体系都有丰富的物质文化。传统医学和现代医疗保健体系，都使用并存留了丰富的药材与诊疗器具。因此研究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物质文化，分析生产、分配、交换与使用等物质文化重要面向，也成为当代医学史的一个重要领域。
四是医学史中的病人与病人的历史书写。20世纪中期以前，构成医学史核心史料来源的是医生的记载。但从那时开始，历史学家越来越频繁地发掘病人自己讲述的故事以及医生之外的治疗者提供的佐证。病人的说法不仅丰富了医学史的叙事，而且对于反映众生百相的“自下而上”的叙事是至关重要的。
五是疾病的社会文化史。对人类生活的多维度影响既可被认作为一种生物学事件，导致个体的躯体损伤和疼痛；也可被视为复合的心身事件，给病人添加躯体和精神上的痛楚；还可作为复杂的社会性事件，小到影响家族的繁衍，大至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学研究不甚关心疾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医学史研究的疾病史研究也只是专注疾病认识、诊断和治疗的进步，而忽略了疾病的社会文化价值。
在疾病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建构论成为人们理解疾病观念演化和疾病处置中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模型，使人们在研究疾病观念和疾病防治策略时重视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因素的作用，它强调了现行疾病观既是医学知识进步的体现，也是复杂的社会协商的结果。
全球化进程中，疾病的全球化也刺激了疾病史的跨文化研究，医史学家们开始重视研究不同文化在健康和疾病观念上、在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的医疗实践上的共同点和差异，考察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传统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比较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的健康观、疾病观，并将之作为勾画文明发展过程和社会进步的一个着眼点。
面临的问题
医学编史学思想与方法的转向，拓展了医学史研究的领域，丰富了人们对健康、疾病及医疗保健问题的认识，挑战了医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人类医疗保健的多元化特性。但这类研究却忽视了医疗保健领域最为重要的临床医学与实验室医学。
医学史研究的一种维度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例如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和沃茨的《世界史中的疾病与医学》；而另一维度旨在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医学，如西格里斯特的《人与医学》。若从更好地理解医学出发，思想史的路径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是医学思想史的概念与意义。法国医史学家格梅克认为，社会史方法适用于公共卫生史和古代医疗保健史的研究，并指出医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与纯科学相比似乎更多地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思想史方法更适用于生物医学中的“纯科学”和“硬科学”部分，从认识论的视角探讨医学理论、概念演进的内在逻辑。
二是梳理健康疾病观念的演变。疾病思想史或疾病观念史的研究不仅关联医生的诊断、治疗，而且也关联到病人及社会对疾病的反应，关联到医患之间的利益与冲突，关系到社会经济问题，关系到人的健康权利。
三是认识医学的限度。当代医疗保健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期待医学技术最终将解除人类所有的病痛，呈现给人类社会一个健康、长寿的世界。但生命的过程性却决定了每个人必将由健康走向衰弱并最终死亡。错误的医学目的，必然导致医学知识和技术的误用。要化解这场全球性的医疗危机，须对医学的目的作根本性调整。
从思想史的视角来认识与理解医学的复杂性，当人们在抱怨当下医学的问题时，我们应将这些问题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视域，从思想史的视角，联系过去与现在，审视我们的健康观、疾病观与生死观，思考医学的价值和责任。
四是大数据时代的医学史研究。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被数字化，极大地丰富了医学史研究者的信息来源，然而海量文献也需要引入新的观念与新的研究方法。米歇尔等提出，通过对语料库中词汇演变的分析并对它们进行定量研究，能够观察到特定时期社会文化的特点以及变化趋势。由此，米歇尔等提出了“文化组学”的概念，认为如同基因组学可通过研究生命的基本信息与特征，来解释与解决生物、医学和疾病诊疗中的重大问题一样，文化组学应用高通量数据收集和分析来研究人类文化现象，可为医学史提供一种新的证据，可拓展对人类保健活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现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