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罗巴西镜录》（以下简称《西镜录》）一书不知何人所作。清初梅文鼎曾为之订注，梅氏《勿庵历算书目》中记有《西镜录订注一卷》，其下有一段说明：“《西镜录》不知谁作，然其书当在《天学初函》之后。知者，《同文算指》未有定位之法，而是书则有之，其为踵事加精。可见所立金法、双法，亦即借衰互征、叠借互征之用，然较《同文算指》尤觉简明。但写本殊多鲁鱼，因稍为之订。”
嘉庆五年（1800年），李锐在苏州购得此书。钱大昕为之亲笔题跋：“尚之文学于吴市得此册，中有‘鼎按’数条，盖梅勿先生手迹也。《西镜录》不见于《天学初函》，亦无撰人名氏。唯梅氏书中屡见之。梅所著数目中有《西镜录》订注一卷，今已失传。此殆其初稿。”
是年，焦循与李锐同寓杭州阮元官邸，焦循从李锐处转抄一本，并于书前写下题记：“梅勿庵手批《西镜录》一册，元和李尚之得之吴市。其书无撰者姓氏，卷首称吾中国《九章》，又标曰《欧罗巴西镜录》，盖中国人而纂西人之法，为此书也。首例加减乘除，而名加为计、名减为除、名除为分。继立定位法、试法、平方立方、三乘方法，终之以金法、双法。金法即《九章》之衰分，双法即《九章》之盈不足也……时嘉庆庚申，冬十月，穷三日力，自写一本。明年辛酉，在金陵市中，买得写本《天步真原》一册，不完，亦有朱书‘鼎按’云云，然则勿庵之书散失多矣。”
但自此之后，关于此书的线索杳然无稽。1946年，严敦杰先生根据这些线索撰写《西镜录冥求》一文，概述此书流变，最后希冀“焉得此书一旦重现，使清初算史放一光芒乎！”。严老当时未见《西镜录》，故题称“冥求”，但却发现了重要线索：李盛铎（1859~1934）藏书中有焦循手稿，《西镜录》的焦循抄本很有可能收藏其中。1950年冬，严敦杰终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木樨轩藏书中发现了这本《欧罗巴西镜录》，它的确是焦循抄本。“是书以焦循在杭署抄写，故用紫阳书院课艺纸。书前有焦氏跋，正文有序，标题《欧罗巴西镜录》。下有木樨轩藏书、明墀之印、李盛铎诸印。”严老向世人宣告：“讵知此书，尚在人间。”
严敦杰立刻写信告知李俨先生，李俨先生随即回信，并建议严老抄录一份：“今日接兄由京来信, 知该函已相左。兹再附向觉民君一信，《西镜录》前知为梅焦李（锐） 所已见过，今由兄发现，甚愿将来能抄阅一份。”
因此，严敦杰在北京多留数日，从北大图书馆中抄录出了《西镜录》，并立刻寄给李俨，李俨的复信如下： “十二月六日大示及《西镜录》抄本都已收到，谢谢。此书以为久无因缘见到，今得由先生发现并为抄出，十分喜慰。此本于日内阅过后再行呈缴。但其中所称金法、双法等原拉丁文（在北堂天主堂图书馆) 是否见到，甚以为念。书中开方求廉率作法本原图与程大位书中开方求廉率作法本源图术语相一致, 大约译书亦根据程书。” （1950年12月14日）
“《西镜录》已阅过，原抄稿本奉还，谢谢。惟其中数事需请教者：（一） 焦循录本称原本有红兰记，现在抄本有无红兰记。（二）红眉批似在鼎注之前，是否如此。（三） 兄是否抄有全本， 此为摘抄本。”（1950年12月14日，第二函）
“《西镜录》尊稿已寄回上海，当蒙察及。《西镜录》内金法等，D. E. Smith 数学史内都有说明，是译自何书尚待考据。”（1950年12月23日）
李俨先生12月14日当天回复严敦杰两封信，可见李俨先生对《西镜录》的重视。以上简短通信，展现出李俨先生对中西数学史知识的精熟（如李俨先生指出《西镜录》开方求廉图与程大位书中所用术语的一致性），以及对中西数学交流重大问题的敏锐性（如李俨先生对“金法”“双法”的关心。）
李俨先生把《西镜录》中的梅文鼎六条订注悉数收录《梅文鼎年谱》，并用脚注说明：“1950年12月，严敦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李盛铎旧藏《欧罗巴西镜录》，严君将另文考证，现在这里仅录‘梅按’的数条。”
不过，严敦杰先生并未立刻撰写研究文章，而是把抄录稿寄送给在浙江大学任教的钱宝琮先生，并于信中写到：“琢如先生：久未通讯，驰念良深。今日读《大公报》，知先生仍在研究中国数学史。杰去年冬季到北京去开会计会议。会后会见了向觉明及王有三先生，并在北大图书馆参观。发现了《西镜录》的焦循手抄本。查此书经梅文鼎提出及李锐、焦循读过外，二百年来各家都未著录。允为瑰宝。当时曾节抄一份，兹将该节抄本附上，请阅后赐还。李乐知先生目前在天水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工作。近接来信，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史编纂委员会，约李先生为数学史编辑。先生近有何大著，便盼多赐示为感。”
不知何故，钱宝琮先生并未将《西镜录》的抄本归还给严敦杰。
1988年，严敦杰发表“《西镜录》跋”，摘录了李俨《梅文鼎年谱》中的“鼎按”数条，记述了他与李俨先生关于《西镜录》的通信，并于文中比较了《西镜录》与《同文算指》有关“金法”与“双法”问题雷同。
历史的魅力往往存乎历史事件的一线之间。正因钱先生未将抄本归还，严老的信与抄本才被完好的保存下来。数十年来，这个抄本被钱先生珍藏在身边，“从杭州到北京，再到苏州，几经迁徙，不离不弃，文革初期，家遭抄家两次，均能安然无恙，实属不易”。
“手泽未改，领腻如初。”由《欧罗巴西镜录》引出的李俨、钱宝琮、严敦杰三位前辈的这段故事，不正昭示着中国科学史家的使命与初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