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铎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业师，他字天木，人们多敬称他为天木先生。
天木先生原籍辽宁海城，1911年7月2日于河北保定出生。他的祖父是一位私塾先生，后从军，曾任都统并参与保定军官学堂的筹建。他的父亲王宗玺以机械学见长，曾任修械所技师和上海龙华兵工厂帮办，家中自置自制机械装备。天木师自幼耳闻目濡参与手工劳动及机器操作，有良好的木工、钳工功底，还自学机械制图，自制铣床和牛头刨。这为他日后从事古代科技器械的复原、制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934年，天木先生来到北京，经顾颉刚和容庚推荐入燕京大学修习史学，受教于邓之诚、郑振铎、郭绍虞、谭其骧等名师，同学中有侯仁之、周一良等。1935年参加禹贡学会和中国考古学社；受北平研究院委托设计制作车模，同时完成指南车、记里鼓车的复原和撰著。“七七事变”后南下，由傅斯年介绍到中央博物院工程馆筹备处任助理研究员。1938年经香港转道越南抵达昆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汉代车制。1939年转任设计专员，制作多种汉代车辆模型。
1941年随筹备处内迁至李庄，6年间完成《考工记》车制研究，磁针发明史料的搜集及实验，参与王建墓的发掘和制作司南模型。虽生活清苦却意气风发，硕果累累，经常来往的有李济、梁思永、胡厚宣、苏秉琦、傅斯年、庞董琴等大家。所作日记有云：“又漏雨了，将陈的伞张在帐顶上。”告李济先生“不计较待遇如何，逢此时代，国家百艰，有饭吃即可也”“住西南联大工学院，未有帐子，蚊子太多，一夜未合眼”……据他自述，平生未鬻字，但窘迫时曾不得已为人治印以贴补家用。
1946年底离李庄，翌年夏和夏鼐同赴温州考察航海罗盘的制作和使用，在北平研究院用天然磁石制作司南，得到马大猷的帮助，同年秋回到南京中央博物院。1950年调国家文物局，负责全国博物馆的筹建和陈列设计。为此，天木先生曾亲自设计了多种组合式、橱式陈列设备，为众多博物馆采用。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先后培养了周世德、华觉明两位研究生。1962年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副所长。“文革”期间曾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和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回北京筹备文物出国展览，同年因心肌梗塞住院。1980~1985年任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1989年将平生所撰主要论文结集为《科技考古论丛》出版。1991年因突发心肌梗塞谢世，终年81岁。
我是1964年夏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师从天木师的。入学时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兵器史，旋即改为矿业史。这是先生考虑到我的机械工程根底和个人志趣主动为我更改的。报到之后，时为助理研究员的席泽宗先生带我去沙滩红楼见老师。很大的桌子上放着成叠的图纸，那是天木先生早年考察北方大车、独轮车所绘，极精细且具古风，与通常的机械制图迥然不同，使我大开眼界，原来工程图还可以这么画的。坐定之后，他开口便说，招你做研究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主，是和夏鼐先生商量过的。你的文章（指《考古学报》1960年发表的战国西汉铁器金相考察报告）写得不错，要多读书，多做实验，多往下面跑。
红楼一别，旋即按康生“滚一身泥巴”的指令，到安徽寿县四清。一年后回所做课题，选择拔蜡法复原研究兼检测河南南阳所出汉代铁器，均得到天木师的首肯。未几，“文化大革命”铺天塞地而来，我也愚蠢地卷了进去。1969年夏，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天木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我们都住在东四头条，我在一号，他在西边的文化部大院。形格势禁，无法来往，但见面时仍相互致意，我称“王先生好！”他回称“您好！”担心与关注尽在片言只语之中。
1972年从河南明港干校回来，天木先生因筹备出国文展，也从文化部咸宁干校回京，和夏鼐先生共同为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复苏而忙碌。其时，“斗批改”已歇菜，政情稍弛，我便不时去他家请教、闲聊。他对时事常有贬斥，例如评法批儒之类。因帽子还被人拿着，我不但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且不得在本所图书馆借书。于是，只好从先生处借阅，又请黄展岳等老友从考古所借中外书刊，还凭户口本到王府井大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阅览室读架上的类书和参考书，用免费提供的借阅单背面作卡片。我师从天木师多年，他从没给我讲过课。他认为一个人读了近二十年的书，已有自学的能力，还用得着别人给讲课吗？我大抵每二三周去他家一次，因他工作忙，不敢多打扰。每次去他必亲自为我沏茶，有时还拿一些水果、点心款待我这个穷学生（80年代开始发稿费，之前我去老师家从不带礼物，反倒是有时他从外面回来，路过我住的一号大院，给我点水果、食品，请我陪他去洗澡也是他付钱）。然后坐下来，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作终夕之谈。临走时，还必定起身送我到门口。
那是1976年的秋天，我才获准恢复研究工作，正起劲地写《汉代叠铸》一书和《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一文。在王先生家也读到了这些事，主题还是古代钢铁技术。有一回，谈话中间王先生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意思是：你是不是还可以做一点青铜器方面的工作啊？我那时正热衷于钢铁技术的研究，先生的话听到了，但没听进去。过不多久，先生再一次提醒我，郑重地说：商周青铜器可是重要，你是不是要做一点这方面的研究啊！先生的话言简意赅，令我为之一震。退而思之，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并为自己的浅陋和愚钝感到羞愧，觉悟到是我人文素养差，不识学术研究之大局所致。于是，下决心把研究的重心转到青铜冶铸技术研究方面来。其时，正好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群出土，随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又出了大型编钟群和大量青铜器。我在夏鼐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下，参与了诸多青铜器群的检测、研究，和白荣金等做了为时三年的商周青铜器铸造的复原试制。从1978年秋到1984年秋，参与主持了曾侯乙编钟群的研究与复制，对曾侯乙尊盘这一早期失蜡法代表作进行了工艺考察和技术鉴定。这一切都源自天木师的启迪与训示。正如他所说：“我没有做什么，就是给周世德和华觉明出了两个题目，一个做造船史，一个做青铜冶铸，这两个题目够他们做一辈子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天木先生用隶书集杜诗写了一副对联，并出钱请人裱好后送给我：“文章千古事，风雨十年人。”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外国人喝咖啡，中国人喝茶，在聊天中得到教益，引发灵感。不涉细节，只出题目，要求你一定要把文章做好，这是老一辈的大师级学者的高明之处。王先生一辈子只带了两个研究生，这和现今硕士、博士的批量生产是正好相反的。
天木先生对古代科技事象的复原是有清醒认识的。早在《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一文中，他就明确指出“明代之齿轮尚属方齿制，故宋代齿轮，其形制或较明代更为古拙也”。又说记里鼓车“驭行时，所记之里数，亦不能如其原则上计算之准确”，这两种车“不能行于坎途，更需人力随车管理”。对水运仪象台的运行，他亦作如是观。证之如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和北京等地所复原的仪象台，为获得好的传动效率均使用现代的渐开线齿轮，那是有违科学复原准则、误导观众的做法。
天木先生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持谦逊和客观的态度。他于质疑及批评从不为忤，但也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而是努力改进研究思路和方法，查检更多的文献资料和论据，以拓展研讨的深度和广度，《科技考古论丛》所收《燕肃指南车造法补正》《张衡地动仪补说》等文即其明证。他在该书《后记》中说：“我的研究工作汲取了前人和近人的学术成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不断发现新的考古和文献材料，对现有认识加以修改和补充。”在日常交谈中，他也多次提到研究工作及所用方法、技巧、仪表、工具是不断更新的，“一篇论文能站住三十年就很不错了”。表里一致，心口如一是天木先生的本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前辈学者在艰难时世所作学术成果，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对前人的工作横加指斥，甚至强行撤去卓有成效的古代科技复原模型的所有陈列，是有悖于理和背离博物馆工作的常规的。
承续超越，生生不息，方有学术的繁荣和持续发展。薪火相传，教学相长才是学界的道统、为学之正道、学人应恪守的规矩。
天木先生质朴厚重，一身正气，工作极其认真，待人极其真诚，古道热肠，长者之风。语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先生为榜样，行吾心之所按，这是我要努力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