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虹
细胞出版社大中国区代表，《癌细胞》常务副主编及《分子植物》出版人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共同培养的分子遗传学博士，毕业后曾担任Ionis Pharmaceuticals高级科学家、麻省总医院助理遗传学家及哈佛医学院讲师等职务，于2008年加入细胞出版社。
《科学新闻》：近年来，中国学者在《细胞》及其子刊上所发表的论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请您谈谈细胞出版社和您在推动这一变化上所做的工作。
杨晓虹：近年来，中国学者无论是在《细胞》及子刊，还是在其它高水平的国际期刊，所发表的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一直在提升，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中国学者在自然科学众多领域的贡献、努力与付出，中国各级政府和相关机构对科研的重视与投入，也都是有目共睹的。
细胞出版社一直很关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并且在2012年正式将推动中国科研纳入到出版社的发展日程当中。也是从那时起，我在《细胞》主编兼出版社总裁Emilie Marcus博士和《免疫》主编兼出版社总监Peter Lee博士等的支持下，开始系统地展开出版社在这方面的工作。
我之前参与主持了细胞出版社第一本《聚焦中国》特刊的制作，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去了解中国学者在癌症的转化与临床研究方面对世界的贡献，这对我的启发很大。在此基础之上，2012年，我又走访了国内更多的院校，对中国的科研现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和同事们在国内多次的实地考察、与国内学者们的充分对话，以及对中国近年来论文发表情况的数据分析等等，都为细胞出版社确定发展计划和重点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与中国科学报社共同打造“中国科学家与Cell Press”平台并展开多方面的合作也是在这些基础上促成的。在此，我们也再次对中国科学报社为细胞出版社提供的各种支持与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科学新闻》：细胞出版社是尖端科技领域的国际权威出版社。作为其中国代表，您对中国学者，特别是年轻科研人员有哪些建议？
杨晓虹：继续问有趣的问题，做有趣的研究。在实验过程中注意观察，从中发现别人没发现的，提出别人没提出的，并能用令人信服的数据去说服同行。
我一直对诺贝尔奖获得者Sydney Brenner的半自传体小说《我的科学人生》印象深刻。他提到的其中一点就是不要轻易“爱上”自己的假说，因为这样会很容易让人“情人眼里出西施”，对不支持自己假说的数据都视而不见，而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收集的数据在别人眼里可能不过是纸牌屋而已。在总结成果时也需要撰写思路清晰、逻辑缜密的论文，不要忽略细节，并且要对新发现保持客观的描述。
另外我想指出的是，对于细胞出版社来说，如何提升数据的可重复性是一个全球科研界都需要正视，并且需要共同找出解决办法的课题。
导致实验和数据无法重复的原因虽然可以是多方面的，也并不一定代表结论就是错的，但从长远来说，太多无法重复的实验会为科学进步带来相当大的阻碍。细胞出版社也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加入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来，和世界其它地方的科研工作者们一起找到更多的解决方案。
细胞出版社也一直在思考，我们能在这方面做些怎样的工作，比如从去年开始，出版社在旗下期刊陆续推出STAR Methods的新版块，以取代原有的实验步骤的陈述方式，希望能让这些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为读者提供更系统化、透明度与可读性更强的实验方法与材料的描述。
《科学新闻》：未来，细胞出版社在推动中国科研进步与发展方面有哪些设想和计划？
杨晓虹：细胞出版社在中国开展工作时所碰到的一个挑战就是细胞出版社旗下所有期刊的编辑部和编辑团队都在欧美国家，因此这几年的一大工作重点就是创造机会，让更多的期刊主编、副主编等来到中国访问，包括把Cell Symposia、LabLinks研讨会等的召开地点安排在中国。
2016年，细胞出版社第一次在中国招聘科技编辑，12月份加入新期刊《Chem》编辑部团队的廖凤麟博士就是出版社第一位长驻中国的全职编辑。未来，出版社也计划在中国开展更多的招聘。
另外，2016年，细胞出版社的一大尝试是开展了一项名为“编辑中国行”的项目。通过该项目，去年，有4位来自4个不同期刊的编辑每人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和交流，这对他们增进对中国科研的第一手认识，拉近与中国学者的距离，从整体上促进细胞出版社与国内科学家的相互理解与信任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这一新的尝试以及其它机会，2016年，细胞出版社共有10位编辑到访中国，包括《细胞》《免疫》《分子细胞》《Trends in Plant Sciences》的主编。细胞出版社也计划在2017年继续推动“编辑中国行”项目，促成细胞出版社与国内学者更多的互动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