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发展、环境变化、工作节奏生活习惯的改变，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一些威胁健康的疾病也正在慢慢向中国人靠近。特别是胃癌的发病率，中国已居世界首位。那么近年来我国胃癌发病趋势有哪些变化？胃癌防治的关键是什么？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胃癌早期预防上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中国人的胃健康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为此，《科学新闻》采访了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副会长李景南教授，请他就中国人的胃健康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我国胃癌三大趋势
要分析我国的胃癌问题，首先要看我国胃癌发病率在空间与时间维度上在世界所占的比例。“现在世界几乎一半的胃癌新发病例在中国。”谈到我国胃癌发病情况，李景南特别强调，从胃癌发病率的地域分布来看，我国是胃癌的高发区，包括东亚的日本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是胃癌高发区。而从肿瘤的病史来看，欧美国家一直以结肠癌为主，我国一直是胃癌发病率高于结肠癌，这可能与饮食习惯和地域差异有关。
现阶段我国胃癌发病呈现三个主要趋势：一是我国胃癌发病呈逐年升高趋势，二是我国胃癌患者人数众多，三是我国胃癌发病率居国际首位。
为什么我国胃癌发病率如此之高呢？在李景南看来，胃癌的发生是多因素多环节造成的，不是单一因素就能起作用的。在导致胃癌发病的因素中既有家族遗传这样的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
“吃腌制的食品、高盐的食品、不新鲜的食品、加之水质污染，都是胃癌高危因素。”李景南告诉记者，后天因素首先是饮食习惯。应该看到，近年来，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与提高，我国胃癌发病率与其他消化道肿瘤比如结肠癌相比，在发病率增长趋势上没有那么快。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饮食卫生与胃癌发病的相关性。
第二个胃癌高危因素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是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和胃癌的主要致病原因，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划归为I类致癌物质，其在我国的感染率已达到全国总人口的50%左右。可以说，正是这些原因导致我国胃癌高发。
胃镜是胃癌筛查的关键手段
由于胃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较高的癌症之一，如果能预防胃癌发生或者在胃癌萌芽阶段提早发现，将会大大减少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早发现的关键是要在健康人群中进行胃癌筛查。”李景南告诉记者，与其他癌症相似，胃癌早期在临床上的表现往往只是胃胀、胃灼热、反酸、打嗝、恶心等，缺乏具有辨识度的特异性症状。在没有特异症状时做筛查，目前有两个手段，一是血液的检查，即通过检测胃蛋白酶原、胃蛋白酶素、肿瘤标志物来筛查，但是这些指标都非常不特异，都是基于晚期胃癌的临床特征发现的，其次这些指标都是局限在实验室的研究，它针对的是细胞学、胃癌组织的研究，真正能应用到临床上提示胃癌的指标还比较缺乏。目前唯一能用的就是胃蛋白酶原，而这一指标也主要是检测有没有萎缩，并不是检测肿瘤的。
“胃癌筛查的真正主要的技术手段还是胃镜。”在李景南看来，因为筛查的最直接办法是对胃黏膜进行观察。通过观察胃黏膜有无红肿、糜烂、出血、溃疡，可以直接判断胃内病变情况。而胃镜是实现直接观察的主要手段。
针对检测幽门螺杆菌可否替代胃镜检查的问题，李景南明确的给出答案：“有些人认为既然幽门螺杆菌是胃癌的高危因素，那么判断是否有胃癌，只要检测幽门螺杆菌是否感染即可，不需要去做胃镜。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检测幽门螺杆菌感染指标与胃镜检查是两回事，它们不能互相取代。查出幽门螺杆菌只说明可能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至于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导致胃炎，还是导致肿瘤，不做胃镜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胃镜是用来检测胃内有什么病变的，检测幽门螺杆菌只表示有没有细菌感染，这两个不能划等号。幽门螺杆菌检测也取代不了胃镜检查。
李景南还特别谈到同样是消化道肿瘤结肠癌发病率在美国大幅降低事例。美国通过30多年的结肠癌筛查，使结肠癌发病率呈下降趋势。而筛查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做肠镜检查，发现息肉及时切掉，对结肠癌起到了很好的预防效果。这也进一步说明胃肠镜检查是预防消化道肿瘤发生的重要手段。
他山之石不可照搬
既然胃镜检查在胃癌筛查中如此重要，我们可不可以像美国全民筛查结肠癌那样在国民中推广胃镜检查，是否就可以降低胃癌发病率了呢？这看似简单的方法必须考虑中国国情。
李景南指出，通过胃镜对胃癌进行早期筛查受到三方面因素限制。
一是国民的接受程度。“它不像抽血、做B超，人们接受程度相对高一些，毕竟胃镜检查对受检者来说有一定的痛苦，没有症状的人群对胃镜检查多有抵触情绪。”
二是受到人力的制约。要培养一个能做胃镜检查的专科医生至少需要大学5年、住院医生规培3年、专科规培3年，共11年时间，即使这样，也只是刚刚能做胃镜，如果达到熟练的程度，还需要很多年的实践。消化专科医生的短缺导致目前针对病人的胃镜诊断都无法及时完成，如果胃镜检查覆盖所有没有症状的人群，显然难以实现。
三是受到财力限制。美国的结肠癌筛查是由国家层面组织主导的，要求50岁以上的公民必须做结肠镜检查，这一检查费用由国家买单，甚至连异地做检查需要的交通费都由国家报销。1915年，日本制定了《京都共识》，要求14岁以上的日本公民每年都要检查幽门螺杆菌。由于日本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不像中国这么高，所以这种筛查方法日本可以实现。“如果中国也按照美国、日本的标准做相应的筛查，根据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筛查所需经费恐怕是巨大数字。”李景南说。
此外，欧美等国在消化道肿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结肠癌的预防和筛查上，由于欧洲和美国胃癌发病率非常低，所以指望照搬欧美发达国家的胃癌防治方法是不现实的。
中国的胃癌难题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虽然胃镜普查是胃癌早期筛查最好的办法，但受制于财力、人力、国人接受程度，还远远做不到。目前，国内还没有做大规模胃癌筛查的项目，只有天津、上海做过地区性的结肠癌筛查。此外，一些医院对于胃癌的统计只是针对到医院看病的患病率统计，而不是发病率统计，代表不了一个地区的胃癌发病率情况，只能表示到医院消化科看病的病人中胃癌患者的比率。因为发病率是指普通人群中胃癌的发病比率。
可见，无论在胃癌筛查的意识方面，还是胃癌筛查的方法手段方面，我国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要根据我国国情，中国人胃癌发病特点，并结合先进科技手段探索出一条中国人自己的胃癌预防之路。
在李景南看来，针对我国人口基数大，国人对胃镜检查接受程度低的现状，可以先从对高危人群筛查做起。首先要确定高危人群，目前对于胃癌高危人群的判断，我们更多是靠临床感觉，还拿不出具体数据。
“我们可通过研究相关文献资料，从中找出与胃癌发病相关的因素，比如吸烟、喝酒、吃腌制食品等生活习惯与胃癌发病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找出几个高危因素，并根据流行病学统计学的方法建立高危人群调查问卷，制定出基于问卷调查发现高危人群，针对高危人群胃镜检查的序贯筛查方案，再将筛查方案到人群中验证（比如对1万人进行问卷调查，并做胃镜检查，验证其准确性和有效性）。如果通过验证确实高危人群胃癌发病率高，低危人群胃癌发病率低，这才能证明这个方案是有效的，可以通过这一方法确定高危人群并展开筛查。”针对胃癌高危人群筛查，李景南给出了详细建议。
当然，这个数据需要多中心多团队配合反反复复调查验证才能得出，这个工作也必须由国家层面主导组织，只靠个人或一个医院是无法组织这一调查验证的。
同时，由于任何胃癌筛查手段都绕不开内镜检查，就要在技术手段上开发创新，用新型胃镜弥补常规胃镜的不足。“比如磁控胶囊胃镜具备痛苦小的特点、对于老年人、儿童、以及由于某些原因不适合做常规胃镜的人群来说就是较好的检查手段。”李景南告诉记者。
此外，中国人针对胃癌的防治意识，在城乡之间、不同受教育水平人群之间差距显著。这就要求加大对胃癌防治特别是胃癌早期筛查的科学知识普及，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胃癌早期筛查对健康与家庭和社会的意义，了解胃癌早期筛查的技术手段种类，从而提高胃癌早期筛查率。
相信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医疗技术的进步、国人健康意识的提高，我国胃癌早期筛查一定会覆盖更广泛的人群，我国胃癌预防水平一定会迈上新的台阶，中国人的胃健康问题一定会获得圆满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