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落综合报道 来源: 发布时间:2018-1-2 12:51:0
“双一流”: 发轫于教育的“蝴蝶效应”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开启我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新华章。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相关部委积极部署,各省市区认真准备,各大高校热烈响应,专家媒体大谈热议,“双一流”建设俨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头号热门话题。
 
2017年9月,伴随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的印发,人们翘首企盼已久的“双一流”名单,千呼万唤始出来。
 
不出意料,围绕“双一流”建设而展开的话题再度“霸屏”:“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估如何进行?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管理机制如何保障?而所有这些问题汇集在一起,又最终流向一个终点:人们期待“双一流”建设能够带来一场席卷中国教育界、科技界乃至国家社会各个方面的全新变革。
 
竞争高点
 
“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敏锐反映本国历史和特性的一面可靠镜子。”一个世纪以前,当美国高等教育界面临“如何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一难题时,被誉为“哈佛之父”的Charles Eliot这样诠释大学的意义所在。
 
其实,远在比这更早之前,人们就已经将高等教育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
 
1088年,有着“欧洲大学之母”之称的博洛尼亚大学诞生于意大利,不仅成为11世纪末欧洲出现的第一所大学,更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大学教育先驱。之后,在漫长的中世纪永夜里,正是由于博洛尼亚大学这盏明灯的存在,才使得文艺复兴的星火率先于意大利点燃,又进而照亮整个欧洲。
 
1150年,巴黎大学的诞生将其所在的这座城市变成吸收欧洲各国最优秀学生与教师的“生命之树”,为法国大革命的燎原提供了思想、技术和艺术支撑;正因坐拥牛津和剑桥这两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学术殿堂,工业革命得以发轫于英国;而柏林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培养的一批优秀人才,成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发挥先驱作用的核心人物;而来自德国与英国的教育经验,催生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诞生,将美国推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舞台……
 
“千年来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表明,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其大学的强盛;哪里是世界大学的中心,哪里就是世界的科技中心,其后该国就成为世界的强国。”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办公室的韦桦撰文指出。
 
时至今日,高等教育早已成为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被认作是全球各个国家之间新的竞争制高点。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软实力的竞争,是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的竞争,而大学的责任,就是为国家富强和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培养出符合需要的创新者、劳动者和推动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徐宗本指出。
 
实际上,为了牢牢掌握住高等教育这一竞争制高点,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卯足了劲,推出各具特色的政策服务于一流大学建设;而大学所奉献出的回礼,绝对物超所值。
 
在英国,大学一直被定位于国家科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服务业出口的重要部门。鉴于此,2013年,英国政府专门制订了促进国内大学教育科研和市场化水平双提升的战略。一方面,大规模投资基础科学和前沿学科具有优势的大学,鼓励博士培养体系创新,致力于提升科研水平;一方面,协调在各领域具有专长的院校,为人才培养提供全面的教育服务,注重提升大学的市场化水平。
 
这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战略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英国大学协会首席执行官Nicola Dandridge认为,政府的支持对于提升英国高等教育水平,尤其是国际影响力和市场份额非常重要。
 
不论是哪一个机构评选出的大学排行榜,美国的大学总不会缺席三甲,这与美国历来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直接相关。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演讲中表示,美国欲在21世纪保持其在20世纪的领导地位,就要自强,只有高等教育比别人强,竞争力才能比别人强。
 
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的历程看,美国高校一方面明确制定并且执行发展战略,有效整合师资、学生、科研等学科建设资源;一方面注重实施管理创新战略和制度创新战略,提升筹款能力和应变管理,并实施开放战略。
 
而面对高等教育领域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2005年,德国联邦政府创新性地推出一项旨在促进德国大学尖端科研和学术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改革举措——“精英倡议”计划,试图通过该计划评选出精英研究生院、精英科研集群和拥有卓越未来构想的精英大学。
 
在“精英倡议”计划实施的12年后,2017年夏天,德国发布《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7)》,表示“精英倡议”计划的实施打破了德国科技界“吃大锅饭”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寻求差异化发展的观点——现代、高效的科学需要通过一个由各具特色的大学组成的、结构上具有差异性的体系来实现。
 
再将视线转回亚洲。韩国教育主管部门分别于1999年和2008年推动实施了BK21和WCU两项计划:前者的重点是提升科研水平,培养创新人才;后者则着眼于引进国外知名专家学者,加快追赶步伐。
 
得益于这两项支持政策,韩国高校的科研能力和国际竞争度得到迅速提升。据统计,1999年,韩国SCI论文总数排名仅为第18位,2006年已排到第13位,2011年又进一步上升至第11位。
 
使命加身
 
一直以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都是我国教育办学的迫切要求,而我国也在这条道路上探索了许久。
 
通过“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一批重点建设的实施,我国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带动了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然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其规模、结构和质量虽得到了显著改善,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在世界顶尖大学和顶尖学科‘俱乐部’中还难觅身影”,韦桦指出。
 
虽然人们对各类大学排行榜褒贬不一,但作为国际上评价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参考依据,其对我们认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总体水平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自2017年6月起,国际上关注度和认可度最高的4个大学排行榜陆续揭晓,它们分别是“QS世界大学排名”“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THE)“2018世界大学排行榜”,以及USNews发布的“2018世界大学排行榜”。
 
在综合分析了这4份榜单后,结果显示,我国高校中清华大学表现最好,平均排名达到42位,位居所有上榜高校第一;北京大学平均排名达到国际50位,位列所有内地高校第二。而清华和北大也是仅有的两所进入全球综合排名前100名的内地高校。
 
“重点建设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我国大学建设的顽症所在。
 
长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都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在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李克强总理多次要求,要通过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激发办学活力,为持续发展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更大贡献。
 
也正因如此,从谋划之初,“双一流”建设就被寄予厚望。“一方面是要推出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学科,另一方面要成为整个中国高等教育提升的助推器,提升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育人水平,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在做客“2017新华网全国两会特别访谈”时表示。
 
因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恰逢其时。“中国的大学更应勇于担当,自我加压,以创新发展的激情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洪流,全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无可替代的前瞻性和先导性作用。”韦桦指出。
 
质的飞跃
 
今年9月,“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后,各省市区和各大高校迅速做出反应,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双一流”政策中,已有13个提出了经费保障,初步估算未来5年投入在400亿元以上。
 
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力度之强,前所未有。也因如此,这项对政府和大学的推动力远超新中国任何一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政策,势必将会掀起一场关乎中国教育的大变革。
 
《方案》“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更重要的是以‘世界一流’建设带动高等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最终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赵纪宁指出。
 
虽然“双一流”建设发轫于教育界,但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却绝不止于教育界,这一点也得到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认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产生的影响与意义,除了包括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更囊括了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以及为我国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首当其冲,通过“双一流”建设,势必会造就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与一批拔尖创新人才。
 
得益于政府与高校的大力推进与倾力支持,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将得到培养,世界优秀人才得以聚集;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优秀教师队伍也将得以组建,壮大教育人才队伍;同时,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也将相继涌现。
 
人才队伍的建设,必将直接造福于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以及科研成果的转化,进而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作出重要贡献。
 
此次,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一方面,我国计划将加强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重点建设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和领域,推动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以此来提高基础研究水平;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科研组织模式创新,依托重点研究基地,围绕重大科研项目,健全科研机制,开展协同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基础研究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又将促进高校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互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移与产业化链条。而一旦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的各个链条都流畅无阻,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势必将会得到增强。
 
其实,于教育与科研之外,“双一流”建设还有助于推动传承创新优秀文化。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有助于形成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明进程、各具特色的一流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坚持用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则有助于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与宣传,则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教育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双一流”建设就如同发源于教育界的“蝴蝶效应”,为我们带来一场席卷教育界、科技界乃至社会与国家各个方面的质变。■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7年12月刊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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