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世界都在讨论男女平等时，科学界亦是如此。
然而，性别歧视在科学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过去几十年，科学界的女性仍然难以撑起“半边天”，无论是在大学还是研究机构，女性教授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女性科研人员依然面对着待遇较低、升职机会较少、获得基金的机会和数额较小等问题。
当然，这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享誉世界的诺贝尔奖来说，根据官方统计，从1901年奖项设立到2016年，诺贝尔奖各类奖项共计颁发了579次，累计获奖人次911（其中少数个人与机构获奖不止一次），实际共有881人以及23个组织获奖。
其中，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人数最多，共211人，其中仅有12位女性得主；在117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仅有4位女性；而在203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只有2位女性——分别是1903年的玛丽·居里和1963年的玛丽亚·格佩特·迈耶。
115年间，全世界共产生了18位女性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仅占诺贝尔科学类奖总数的3.4%，杰出女性科学家可谓科学界的“稀有物种”。
而回顾历史，那些公开歧视女性的行径总让人倍感心痛。在1969年之前，美国一些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并不招收女学生，同工同酬法案直到1963年才获得通过；英国在7年后获批，而欧洲其他地方则是在几十年后；1990年，在瑞士某地，投票甚至还只对男性开放……
而今，性别歧视的现状并未得到好转，对于女性科学家来说，时下仍是不公平的年代。来自美国加州圣迭戈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两位女性科学家的遭遇就证实了这一切。
对簿公堂
今年62岁的Katherine Jones是一位转录延伸（控制艾滋病病毒和癌症基因表达过程）专家，从1986年起她就在索尔克工作。64岁的Vicki Lundblad则是一位在端粒生物学领域声名鹊起的细胞生物学家，从2003年起在索尔克工作至今。
两人均为终身教授，而在索尔克，拥有类似职位的女性科学家仅有5位，男性终身教授则有28位。
近日，作为原告，Jones和Lundblad将其雇主索尔克告上法庭，指控索尔克存在普遍而长期的性别歧视。她们指称，索尔克的管理机构多年来一直贬低她们的工作，将她们排除在资助之外，向她们施压以缩小实验室，蔑视她们的研究，并阻止她们获得丰厚资助。
这些行为造成了实验室不断缩小、效率降低和资金减少的“恶性循环”，Jones在诉讼中表示。同时她还指出，索尔克领导人用女性教职员工和科学家作为“捐赠者诱饵”，将她们的照片印在邮寄广告上派送给潜在的捐赠者，“以此看起来像是索尔克认识到了保留女科学家、晋升女科学家和平等支付女科学家的重要性”。
Lundblad特别提到了一个例子。她本人、Jones和索尔克的另一位女性终身教授都在基因组学领域从事研究，然而她们3人都没有收到一份价值4200万美元的资助；令人费解的是，11个由男性教员运行的实验室却收到了大部分的资助。
在诉讼中，两位原告还指出，索尔克的招聘和薪酬制度是不透明的，这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Jones表示，自1999年以来，索尔克没有将一位女性从副教授的职位提升到全职教授的职位。“索尔克被‘老男孩俱乐部’文化主宰，给索尔克的终身女教授造成了敌意的工作环境。”Lundblad在其起诉中说道。
不仅如此，Lundblad还坦承：“即便是新任命的索尔克所长、世界上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Elizabeth Blackburn博士也并未豁免……指责性的评论，很多高级男教员对其作为索尔克所长的能力制作诽谤性的言论。”
事件一出，立刻引起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并遭到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著名生物学家的谴责。“一个机构以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杰出教师，这样的事实非常令人不安。”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Nancy Hopkins坦言。
Hopkins是一位长期在科学领域争取女性权益的抗争者。上世纪90年代末，Hopkins认为她及其他的女性遭受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性性别歧视。她的抗议促成了专门关注这项议题的专门委员会的成立，也正因为她的坚持不懈，不平等的状况逐年得到了改善。
各执一词
面对指控，索尔克的现任所长、同样身为女性的Elizabeth Blackbur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她对被广受尊重的索尔克受到性别歧视的指控感到很难过。“我永远不会主持一个以公开或者其他方式宽恕女性科学家边缘化的研究所。”
坐落于太平洋海滨园区的索尔克是由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苗先驱Jonas Salk在57年前创立的，目前拥有600多名科研人员。2015年，该所将1.17亿美元用于支持包括衰老、癌症和脑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发现染色体终端分子特性及共同发现端粒酶的诺奖得主Blackburn于2016年1月正式成为索尔克的新任领袖。
性别歧视诉讼事件的发生已经引发了公共关系的崩溃，并可能因此威胁到捐赠者以及研究所对新研究人员的吸引力。因此，索尔克迅速作出回应。
研究所“为每位科学家都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索尔克在声明中表示，但是“严格地分析”显示，“在产生高质量的研究和吸引”资助方面，她们都表现得不够好。在过去的十年中，没有在《细胞》《自然》或者《科学》上发表过文章。
Lundblad的薪水“远高于索尔克全职教授（25万美元）的中间值……然而她的表现一直保持在低于其同事的水平”，该研究所写道。尽管Jones“长期保持在低于其同事的水平”，但是其薪水却与顶尖大学的薪水“一致”。
在发表声明的同时，索尔克拒绝公开其分析，也拒绝发布一份2003年由一个内部小组（包括Jones在内）撰写的有关索尔克女性教职员工状况的报告，以及2016年由Jones和另外一位女性终身教授、癌症生物学家Beverly Emerson撰写的有关同一主题的“白皮书”。
索尔克的声明激怒了一些为Jones和Lundblad辩护的科学家。“（索尔克）决定在公开场合对这些科学家进行个人批评，我感到非常惊讶。”Lundblad长期以来的同事、哈佛医学院遗传学家Steve Elledge表示。
在Elledge看来，Lundblad的科学工作是“杰出的”。他和其他人认为，在著名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是衡量科学成功的一个有缺陷的指标。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进化生物学家Jonathan Eisen甚至将索尔克的科学标准斥为“可悲”。
索尔克关于Lundblad的言论是一个“性格污蔑”，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端粒生物学家Carol Greider在推特中写道。Lundblad是“该领域的顶尖领导人之一”“并不是低于其他什么的水平”，Greider肯定地说。
华盛顿大学细胞生物学家Alexey Merz还略带讽刺意味地在推特中推送了一条“推动Lundblad入选国家科学院”的链接，发送至索尔克的新闻发布。
“Jones就像一个二等科学家，这个观点绝对是错误的。”诺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家Phillip Sharp表示。她是“一位非常有成就、具有深度思维、高度严谨的科学家，而不是胡说八道的研究科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学家、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前任所长Robert Tjian补充道。
任重道远
在学术界，人们往往认为“时间可以自然修复一切”，女性科学家的地位最终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得到提高。然而，如果连关注都没有，改变就永远不会发生。
因此，这个诉讼是“完全合适的”，Emerson说。她自己的经历、Jones和Lundblad的那些经历以及无偏见的数据显示，“索尔克对于高级女教职员工的情况在许多层面上都是冷酷的，即便对于最强壮的人而言，其结果也会导致慢性死亡”。
在诉讼中，Jones曾指出，2016年初，她和Lundblad、Emerson一起与Blackburn有过几次会面，共同探讨过性别歧视的问题。“从那时起，索尔克继续其歧视行为。”她在诉讼中如是说。
之所以索尔克在性别歧视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Emerson认为，“在处理其他存在已久的问题之前，Blackburn所长首先想要稳定研究所的财政。可是这些问题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恶化。”
在Hopkins看来，索尔克此次的争议让她产生了似曾相识之感。当前的指控“是20年前我们做麻省理工学院的报告时女性所经历的事情”。
那么，在科学界，男女平等究竟何时才能实现呢？对此，美国《科学》杂志曾刊登文章给出了答案。文章称，要想看到在科学与工程领域中男女各半的现象，至少还要再等100年。这一结论虽然令人震惊，但似乎不无道理。
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征途上，女性的确存在着来自生理、家庭和社会的诸多藩篱。与男性相比，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多的艰难险阻，也需要更多的毅力和坚持。然而这样的局面并非牢不可破，终究需要全社会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毕竟，科学事业不仅是“他们”的，同样也是“她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