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神秘浩瀚宇宙的渴望和梦想从未停止。
历史会铭记这一天——1970年4月24日，中国研制并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它记录了中国“飞天梦”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时拉开了中国进军太空的序幕。
此后，几代中国科研工作者披荆斩棘，用雄心跨越梦想与现实，用胆识开启了中国人探索空间的征程。“长征”“神舟”“嫦娥”“天宫”……在见证中国空间科学不断刷新太空探索新高度的同时，也让中国“飞天梦”的实现更加铿锵有力。
然而，从梦想到现实的每一点进步，都镌刻着无数熠熠闪光的名字：钱学森、赵九章、钱骥、王大珩、郭永怀、王希季、胡其正、孙家栋……
一个个掷地有声的名字后面，是用一种刻苦钻研的科研精神、细致认真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操作标准、开拓进取的创新理念以及高度凝聚的团队协作，将深厚博大的科学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与祖国共命运
早在新中国刚成立之时，国家还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一方面全国多地遭受着恶劣自然灾害的侵袭，另一方面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公开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让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变得极为困难。
在中国的历史上，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科技的进步，国家的强盛。
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历经曲折，艰难回国的钱学森，面对百废待兴的祖国，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空间科学事业中，夜以继日，连续奋斗了30多年。
在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钱学森亲自点将聘贤，率领千军万马，从零开始，逐步实现了近程、中程、洲际、空防、海防、巡航导弹和各类卫星飞船的研制、试验和生产，形成了百万尖端产业大军。
正是钱学森心系国家民族命运，以及改变国家面貌的决心和使命感，最终使中国在短暂的30年中，由贫弱落后跃入世界强国之林，不仅建立了巩固的现代战略防御和空防、海防体系，而且由导弹武器派生的运载火箭还为空间科学开辟了道路。
谈及这段不平凡的历史，钱学森淡然地说，“这种大事业，一两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一切成就归功于党，归功于集体，我恰逢其时，做了应做的事。”
在多位对“东方红一号”卫星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中，赵九章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由于深知人造卫星对国防、国民经济以及科学探索的重要性，时任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的赵九章曾两度上书中央，建议开展中国的人造卫星研究，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此后，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便成为他一生奋斗的目标。
在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过程中，赵九章提出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等重要建议，领导开创了利用气象火箭和探空火箭进行高空探测的研究，探索了卫星发展方向，筹建了环境模拟实验室，开展遥测、跟踪技术研究，组建了空间科学技术队伍。
与此同时，他根据国内运载工具的发展提出了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究工作的建议，在中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等诸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当赵九章带领科技人员全力以赴投入卫星研制试验工作， “东方红一号”卫星有望提前上天的时候，“文革” 的大火烧进了中科院，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即使这样，他仍十分关心卫星的研制进度。
1970 年4 月24 日，“东方红一号” 卫星发射成功，全国人民都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来自卫星上的乐章——《东方红》，而赵九章却没能听见，也无法亲眼看到凝聚自已多年心血而获得的成果以及该成果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
然而，祖国不会忘记，人民更不会忘记这些为国家强盛立下卓越功勋的人。1999 年9 月，赵九章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成功。”
在中国空间科学的发展道路上， 千千万万志存高远的青年人，就这样满怀赤诚地加入了队伍，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把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联系在一起，自主创新，一步一个脚印创造出累累硕果。
执着奉献 科学报国
谈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名字，那就是钱骥。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钱骥投入空间科学事业的创建工作。
上世纪60年代，钱骥协助赵九章领导地球物理所二部工作，着手落实探空火箭研制工作。组织了箭头总体、遥测、雷达跟踪、天线、电源和环境模拟等探空技术的研制队伍；组织空间探测仪器的研制。他主持研制成功了探空火箭箭头，多次探测试验成功。探测项目不断增加，探空高度不断上升，探空技术逐步成熟。
1965年9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组建人造卫星设计院，钱骥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组织领导总体组全面开展“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方案设计和分系统技术设计工作，拟定各分系统设计指标。他还率领总体组到各研究单位进行协调，安排落实了近200个预研和试制项目，组织了卫星研制全国协作网。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钱骥在研究人造卫星的应用前景时，就提出人造卫星可对地球进行远距离拍照，然后携带胶片返回地球。1965 年初，在编写人造卫星规划草案时，钱骥从技术途径、发展战略等因素考虑，曾多次建议将返回卫星列入规划，还应作为重要发展的项目。
1976年钱骥负责组织返回卫星总装和发射试验工作，卫星安全返回，达到任务书要求，圆满成功。
新中国的成立吸引了众多漂洋渡海负笈留学的学子们的目光，王大珩就是其中之一。1948年，王大珩放弃了在英国优越的条件，义无反顾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1951年，中国科学院邀聘王大珩去北京筹建仪器研制机构。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后来于1956年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
1965年，王大珩被任命为卫星地面设备组组长、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参与了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方案的工作。
1983年，王大珩从长春转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主任，后任名誉主任。1986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且在该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科院，王大珩组织建立了强激光联合实验室，使我国成为拥有该类设备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1989年，他又与王淦昌等几位核专家向国家提出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且取得一批成果。
1995年，我国的空间微波遥感事业刚刚起步，还没有一台星载的微波遥感仪器。空间中心要研制的多模态微波遥感器肩负着我国第一部星载微波遥感设备的重任。王大珩在评审会上多次深刻阐述微波遥感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积极支持我国空间微波遥感的发展。他用自己多年来在空间光学遥感方面的经验，为研制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2000年，我国第一颗真正意义上的空间科学计划——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开始论证。王大珩任科学目标和有效载荷论证评审组组长，在评审会上他积极呼吁国家支持空间科学项目的立项，深刻阐述了空间科学卫星计划对国家基础科学和航天技术发展的战略意义，为双星计划最后的立项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此时他的视力已经不好，看文件需要用放大镜，后来发展到要用一台专用的扫描仪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成极大的字才可以阅读。但他仍然认真阅读相关资料，并亲自起草成立国家空间科学专门机构、发射我国空间科学系列卫星的建议书。
1999年，钱骥、王大珩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砥砺奋进，书写华章。在中国空间科学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一代代科学家把对祖国和事业的忠诚写在浩瀚无垠的太空，他们用坚守、奉献、创新、开拓实现了对祖国的承诺。
回首过往，中国的空间科学事业始终秉承自力更生的信念，从一个里程碑走向另一个里程碑。然而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流淌在空间科技工作者血液里那种无形却拥有无穷力量的精神将一直引领、支撑着新一代空间科学人继续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