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科技飞速发展，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科技对经济社会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科技历史也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到20世纪20~30年代，科技史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主要标志是从大量的史料合集、简单的记述日益走向理论化，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西方科技史学家于20世纪30~60年代写出了一系列综合科学史著作：沃尔夫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丹皮尔的《科学史》等。同时，西方国家高校中也开设了科技史专业。比如，在李约瑟的积极倡导下，英国剑桥大学于1936年创立了科学史系。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丹麦、英国、苏联、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许多大学中也都设有科学史系或科学史专业，有的还设有分科史系（如数学史系、化学史系等）。
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一些西方科技史研究者希望能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中找到答案；另一方面，中国科技史是世界科技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忽略了中国在科技方面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贡献，那便写不好世界科技史。于是，西方科技史学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科技史。
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
谈到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一位学者是无法绕开的，那就是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世界了解中国，以及现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和大量的东西方比较研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内容涉及哲学、历史、科学思想、数、理、化、天、地、生、农、医及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
他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科技史学界有一种主导看法，认为现代科学起源于欧洲，准确地说是西欧，而非西方世界则被认为没有对科学的诞生作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李约瑟强烈反对这一看法，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一点也不比西方逊色，甚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领先西方。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伦敦《观察家报》上评价说：“李约瑟著作的实际影响，正如它的学术价值一样巨大，这是比外交承认更高的西方人的‘承认举动’。”
我国著名科技史学家严敦杰认为，李约瑟的研究工作比较踏实。例如，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二分册中，以25页的篇幅列举了26种中国古书所记载的183种物质（主要是矿物），并进行了排比，还译出了与之相当的西方名称。26种古书（有的是辑本）大部分是本草学著作，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都收集在内。先历述我国古代矿物名称的沿革，然后厘订定名，最后才译出西文名称，这是一项相当细致而且繁难的工作。
二战时期，李约瑟还对中国科学界进行了广泛考察，行程超过2.5万公里，走访了西北、西南、东南大部分省份的近300个科研机构。这几年的考察还使李约瑟有了其他重大收获：结识了一大批中国科学家，包括竺可桢、石声汉、童第周、王淦昌以及郭沫若、侯外庐等，许多大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多半见过，并用卡片记录下来，以至有人建议李约瑟利用这些卡片编一部中国现代科技人物辞典。
1945年，李约瑟将他在华期间调查中国科学与工业生产时所拍摄的近百幅照片加上简单说明，以《中国科学》为题在伦敦出版。两年以后，李约瑟夫妇应许多友人的请求，把他俩在中国的考察报告、日记和通信、照片以及李约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编成一册《科学前哨》发表。这两部书所收集的内容包括了中国战时科学研究机构的数目、种类、分布、规模、水平等各个方面，再加上他收集的中国科学家略传，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科学最全面、最真实、最权威的资料。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李迪研究发现，在李约瑟的引领下，英国还有一些学者也在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英国的鲁桂珍长期与李约瑟合作，除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外，还有其他一些论文，如《中国和西方的神职人员与工匠》《内丹：中国生理炼丹术》等。英国的白馥兰主要研究中国农学史，她协助李约瑟编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的农学部分，并把北魏的《齐民要术》译成了英文。英国的斯蒂芬森主要研究中国天文学史，《前汉书》《后汉书》和《开书》等甚至一直到《元史》中的天文史料，都是他研究的主要依据。
美国：聚焦中国近现代
1979年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逐渐崛起，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投入渐多，中国学在美国成为热门。
美国对于中国学的研究重心从传统中国转向现当代中国，开始较多地关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由此涌现出一批不容忽视的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郭金海在《1980年以来美国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述要》中认为，综合史研究在美国的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中占据一定比重。如麻省理工学院巴克的《美国科学与现代中国：1876~1936》从比较史的视角，考察了1876~1936年美国的科学思想、组织向中国传播和转移的情况。另外，该书还述及20世纪初中国留美生与中国科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及中国医药董事会等团体。
在结论中，巴克指出美国的科学思想、组织在向中国传播和转移时经历了一个同化的过程，不过中国科学家过于照搬美国科学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巴克还认为由于社会语境的关系，中国科学社对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成功；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科学活动虽然明显增加，但缺乏融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活力。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密歇根大学教授费维恺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包括了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中国史教授孙任以都执笔的《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一章。该章分为“现代教育机构的出现，1898~1928年”“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战时和战后的变化，1937~1949年”三部分，涉及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重要高等教育机构和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国立研究机构。孙任以都认为，民国时期中国开始了多方面的变革，来自日本、欧美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教科书和教育制度，都为中国教育的旋涡添加了刺激因素。
在郭金海看来，与巴克一样，孙任以都亦将研究主题放在国际背景之下，视野广阔。但两者使用的史料大都是研究性的二手文献和已见诸报刊、杂志的文献，很少利用档案资料。
200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艾尔曼的《自有其理：中国的科学，1550~1900》主要考察了1550~1900年间中国士大夫阶层对欧洲自然科学的掌握情况，展示了此间统治者和中国学者如何通过朝廷、士大夫与耶稣会士、新教传教士的联系扩增天文、地理、数学和医学等领域的知识。艾尔曼认为，明清两代中国科学实际并未失败，中国人通过学习明末耶稣会士和晚清的新教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成果，构建了适合自己需要的近代科学、医药和技术，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成就。
1980年以来，相对综合史研究，美国学者更关注中国近现代学科史的研究。乔治城大学中国学教授里尔登·安德森的《变化的研究：化学在中国，1840~1949》是代表性成果之一。该书于1991年出版，是一部内史和外史结合的著作。它全面考察了1840~1949年间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旨在揭示科学与中国文化、政治、社会的关系。在该书中，安德森所得主要结论是：科学的兴衰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化的韵律相伴。
美国的学科史著作还有史耐德于2003年推出的《20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史耐德利用大量现藏于西方而在中国难觅的珍贵史料，考察了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然而，该书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正如我国科技史学家范岱年在对该书的评论中所说的：“有许多国内过去很少涉及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方面，偏重于遗传学、植物生理、作物育种等学科，而对动物生理、细胞学、微生物学、实验生物学等许多学科很少涉及。”
郭金海指出，美国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在研究人员方面，专业多元化，不仅有科技史专业的，还有历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政治学等专业的；在选题上，日益广泛化、多样化，多关注科学社会史取向上的学术与文化、政治、经济的互动，或学术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在史料上，随着档案资料的日渐开放，主要利用已见诸报端、杂志等文献资料研究的局面被逐渐打破，日益重视通过发掘重要的新史料开展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实证方法外，还注重运用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科技政策等学科的方法，同时，注重在大的历史框架或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的演化中考察研究对象；在论述和评价上，越来越重视对基本史实的细致梳理和分析，那种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二元论评价方式和结论已经渐行渐远。
日本：实力强大 角度新颖
除了英美外，作为近邻，日本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力量也很强大。川原秀城著、胡宝华译的《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中介绍，1930~1970年，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史研究班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这个研究班的班长薮内清。薮内清主要对中国历算学，即中国古代天文学和数学的关系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研究。
为了科学史研究，薮内清主持的中国科学史研究班先后花费了20年时间，集体研读了《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等相关书籍，在此基础上主编并出版了《天工开物的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等著述。
在中国医学史研究方面，日本学者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学者大多受到了江户时代考据学的影响，还有一些长期在中国生活过，冈西为人就是其中之一。冈西1915年来到中国，1919年于南满医学堂毕业，之后始终从事中国医学和本草研究。1950年，冈西开始参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科学史研究班的活动，先后出版了《宋以前医籍考》《重辑新修本草》《中国医书本草考》等著述。
在中国农业史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是1926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天野元之助，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农业史研究》《中国古农书考》等。天野元之助大学毕业后，曾用大量时间对《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基本史料进行了各版本之间的详细校勘，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的农作物、栽培、农具等中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全貌进行了阐述，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经过了春秋战国、六朝、唐宋、现代四个时期。其研究和考证的精密程度在日本都是高水平的。
日本学者在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中往往有崭新的视角。比如研究数学史的小仓金之助，他站在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立场，认为时代特征可以在学术上看到反映。他提出了“算术的社会性”“数学的阶级性”等观点，分析了数学的发展变化过程。小仓基于《九章算术》的记载，考察了秦汉时代的社会状况，并对西洋数学传入以前的数学内容、计算方法及其理论进行了综合的分析，揭示了中国数学和数学家的特征。尽管小仓的论考比较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缺乏更多的实证，但其对于开拓崭新的科学社会史研究领域依旧功不可没。
由于这些国家的史学家站在中国之外的角度来考察研究中国科技史，无形中给中国科技史研究带来了更多新方法、新视角、新思想、新观点，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研究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