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这两小时的报告会很无聊，很难熬，听着听着，我忘记了时间。”一位高中生写道。
“西部的经济虽然落后，但我们的求知欲并不落后，欢迎你们再来再来再来！！！”三个连续的惊叹号，表达出来自西宁的一位高中生对科学知识的渴望。
“繁华中学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把你们请到繁华来。”写这张字条的是山东诸城繁华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高三毕业后，他顺利考上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又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研究生，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工作。
为我们读出这些听过科普演讲团报告的听众们的信件与反馈时，眼前这位82岁高龄、满头银发的老人难掩自豪与骄傲之情。
虽已至耄耋之年，但老人依旧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兴致勃勃地为我们讲述科普演讲团的种种亲历。
她就是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简称科普演讲团）的创始人、首任团长钟琪。
21年，1600多个市县，接近26000场，900万人次。在她的带领下，这支从事朝阳事业的夕阳队伍，足迹遍及全国，在为听众打开一扇感知科学、了解科学、通向科学的窗口的同时，更将“科学的种子”播撒到每个听众的心中。
正如钟琪所说：“有人说，播下一粒花种，迎来整个春天。我们没有这么奢望，但有一个信念是绝不动摇的——今天播下的种子，总会有发芽成长的。”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播撒科学种子、弘扬科学魅力的“科普老人”。
《科学新闻》：凡事都讲究缘起。那么，是什么原因触动您积极参与组建并推动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工作？
钟琪：1997年，我刚退休不久。有一次去中科院机关开会，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宜瑜就和我说，你退休了，能不能搞搞科普。我说，你有什么要求，我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因为我没有搞过科普。陈院长说，只要你肯搞，你怎么干都行。他当时“无为而治”的想法，让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最开始，我想要不要组织一些老科学家来写科普书。后来我仔细琢磨，因为撰写科普书需要文字优美，内容生动有趣。虽然很多科学家理工科都不错，但语文历史未见得都好，如果要写科普书，相关知识还需要学习，这对于60岁以上的老同志来说，还是很困难的。
既然不写，那么就讲吧。就这样，搞科普的方向就转变为建立科普演讲团。这个演讲团给谁来讲呢，我最初的定位是中学生。之所以这样考虑，也是结合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确定的。
全国解放之时，我刚上初二，那时候我们最喜欢读的书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苏联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看着这些革命小说成长起来的。
在我看来，中学时期是人生中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一辈子都不会变。我希望在孩子们的中学时代，能有一些人品好、学问好的科学家与他们有面对面的交流，提高他们的科学素质，让他们拥有一个健康的美好人生。这就是我将科普演讲团演讲对象定位为中学生的初衷。
《科学新闻》：自建团至今，科普演讲团的队伍不断壮大。如今，很多老科学家都积极投入到科普演讲团的工作中，这和您最初的预期一样吗？
钟琪：说实在的，我没想过搞那么大。我当时想，要干就认真点，把它干好。那怎么干起来呢？
事实上，中科院的工作与中学从来没有联系，而科普演讲团面对的是中学生，首先就应该听听中学的意见，就是他们是否欢迎我们这样一个面对中学生的科普演讲团？
于是我跑到海淀区教委。结果去的当天扑了个空，并没有找到相关领导。于是我就向一个工作人员借了纸笔，给区教委主任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来意，最后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
没想到，只过了几天，我就接到了对方的电话，他告诉我某天有个20多位校长参加的会议，会议结束后会给我留10分钟介绍情况。后来我准时去了，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我的来意，并就成立科普演讲团的相关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
出乎我意料的是，与会的校长纷纷表示非常有必要成立科普演讲团，他们想听科普，但找不到合适的人去讲。如果专门有人来讲科普，他们自然很高兴。
至于报酬问题，考虑到科普是社会公益性工作，以奉献为主，我们不打算按报告人的职务职称确定标准。于是，我就问校长们，每次科普报告的讲课费是三四百还是二三百好？大多数校长认为三四百没问题，但也有校长表示学校经费比较困难，最好是二三百。我的观点是就低不就高，最后就定了260元，这就是我们科普报告讲课费260元/场的由来。
《科学新闻》：科普演讲团成立至今已经21年，请您讲讲这个数字背后的故事，以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工作。
钟琪：成立之初，我们只有几个团员。刚开始做毕竟心里没有底，不知道团员们的报告是否能被大家接受，于是我们选择先在海淀区试点试讲。
1997年下半年，我们一共讲了几十场。1998年，我们扩大到西城区，仅上半年就讲了几十场，很快我们的科普演讲团开始走向全北京市。直到2000年，近4年的时间，科普演讲团共做了400多场报告，大家信心十足。
2000年，我在一个会议上遇到了时任中国科协青少年部部长的程东红，她对我们科普演讲团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认为我们这个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她问我能不能去京外讲？我说我能在北京讲，当然可以到京外讲了。
就这样，科普演讲团与中国科协开始有了第一次合作。当年9月，我们团便去了银川、白银、西安三个地方，连续作了77场报告。
在中国科协开年会的时候，由于反映良好，其他省市也提出要听科普演讲团的报告。借此契机，中国科协青少年部就开展了“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西部行”的活动，计划在三四年内跑完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普演讲团也由此走向了全国。
目前，这个活动让我们的足迹遍及西部所有城市，后来还去福建、江西等老根据地演讲，现在已经发展到江浙沿海、广东、东北等地区。这个活动目前还在进行中。
由于科普报告的质量得到听众的认可，很多省市成为我们团的“回头客”，因此21年来，我们就从在北京的几百场发展到在京外的上千场，直到现在每年的3000多场。
我们在科普教育方面所作的工作与努力得到了全国各地多个学校与机构的肯定与认同，他们提出与科普演讲团建立科普教育基地的设想。自2014年至今，我们已与北京、浙江、山东、山西、广东等多个省市建立了33个科普教育基地，在有效集成多方面科普教育资源的同时，扩大了科普演讲团的影响力，为推进全民科学素养的提高作出了努力。
虽然任务很繁重，但到目前为止，团员中没有一个自愿退出的，每一个团员都感到满足与充实。
《科学新闻》：作为科普演讲团“掌门人”13年来，有哪些团员或者事迹让您记忆深刻？
钟琪：讲奉献，讲育人，不讲条件，不辞辛苦，不计报酬，这是我们建团时提出的口号。此后，团员们一直都严格遵循这一口号办事。
在科普演讲团里，所有的人都讲课，只有我不讲课，我主要负责团内管理和团外联络，不过具体工作还有专门一个人来做，包括买各种车票、印刷、开会的准备、报账等。
所有邀请单位都是我联系的。当人家联系讲课的时候，我就提出一个要求——干净、安静就行。同时，我们还对团员强调要尊重接待单位，因为接待我们的单位，有的是科协、有的是学校，少数是教育局，凡是接待我们的单位都是为了科普，而我们的目的也是科普，双方的目的一致，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但是他们要比我们辛苦得多，他们不仅要去组织听讲的单位，还要安排我们的食宿交通，他们的工作更为繁杂，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他们，不能提额外的要求。大家也确实是这么办的。
今年9月，很多人（大概有6~7批）都在外地讲课，非常辛苦，因为现在有时一天要讲2场，不止如此，有的人还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讲。最近我们团有人去了内蒙，一堂课讲完了，还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到另一个地方给别的单位讲。其中有个团员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这个团员的脚肿得像豆包一样，因为不是坐着车赶在路上，就是在课堂上，而且我们团的团员平均年龄大约67岁，真的很辛苦。
我还记得，几年前科普演讲团去山东讲课，山东人热情好客，请团员们吃生蚝，但饮食习惯存在差异，结果一半团员都上吐下泻，个别人还发烧，两天都吃不下饭，可是即便这样，团员们在那边的课一场都没有耽误。
我问他们为什么带病还要坚持上课？他们告诉我，虽然他们讲了几百场，有一两场由于特殊原因免了，也可以理解。但是一想到，这些听课的听众，也许一辈子只有一次面对面听科学家讲课的机会。他们怎么也坐不住了，咬着牙也坚持去上课。
这些团员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不讲条件、不辞辛苦的口号。
《科学新闻》：在您讲述这些人或事件时，我感觉到您和团员们始终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去做事，这与当下常被提及的“主角光环”大相径庭。从中透出的精神品格非常值得年轻人学习。
钟琪：我觉得这是一种使命感。
这些老科学家们觉得，是国家让他们受教育，做科研，获得了知识，积累了经验。如今，自己退休了，有机会回馈给社会，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因而大家心无杂念，只追求讲好每一堂课。
有一次，我们团里当时最年轻的团员（40多岁）郭耕感冒了，嗓子有点哑，还发着烧，但是他一直都没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他大概觉得自己能坚持外出讲课，结果到了火车还有3个多小时就要出发的时候，他实在没有办法给我打电话说去不了了，只好临阵换将。
那时，正赶上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很多团员都在外地讲课，我只好找了团里年龄最大的、79岁的李竞，他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并且顺利地赶上了原定的那趟火车，年纪最大的人给年纪最小的人救了场。
夕阳人干朝阳事业，真的自有一番激情在。
《科学新闻》：我们知道，科普演讲团的很多成员都是国内相关科技领域里颇有建树，甚至顶尖的老科学家。如今，面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科普演讲工作，是否是“大材小用”？
钟琪：第一，这些老科学家有一肚子的学问，这是很好的资源，如果这些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实在太可惜了。
第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科普报告。有些老科学家虽然学术成就颇丰，学术报告做得好，但科普报告未必做得好，因为这二者是不同，科普报告是一种再创造，是要下另外一番功夫的。
科普演讲团的目标是科普报告成为精品，让听众感到听科普报告是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成立之初，我们就制定了一套保证课程质量的方法，即科学家们必须经过考核严格的试讲，再经过反复修改、调整之后才有进团资格；讲课内容、讲课方式不达标者不会获得入团资格。
科普演讲团的试讲绝不是走过场，我们会直截了当提尖锐的意见，曾有团员开玩笑地说，整个试讲过程比选女婿还要严格。就这样，建团21年来，先后有100多位专家入团试讲，而成功入围者只有50多人，被淘汰、被拒绝的不乏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研究所所长。
有人曾问我，你把这些人都淘汰了，不怕得罪人吗？我说，如果把讲得不好的人接收入团，那么我得罪的就是千千万万的听众，千千万万的学生啊！
总之，不是人人都适合做科普，而且不要以为有点知识的人都可以做科普，绝不是这样。
当下，科普报告为什么不十分受听众的欢迎？我认为，不是听众的求知欲不高，而是好的科普报告太少，因此我们的原则是科普报告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让听众感到听科普报告是一种享受。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改变目前做科普报告的人的观念，不要认为科普报告是“小儿科”，有一点知识谁都可以讲。科普报告要做好，必须要下功夫，要精益求精，在提高科普报告质量的路上永远没有终点，永远都在改进。
《科学新闻》：您觉得老科学家们希望通过科普演讲团最终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钟琪：这帮老科学家之所以能够热情不减，不辞辛苦，坚持做这件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的鼓励，听众的鼓励，这是我们继续做好工作的力量源泉。
每次报告结束以后，听众都会涌上台，要求签名拍照拥抱，有的时候甚至会把讲台的茶杯挤倒了。
有一位将近50岁的重庆某中学校长对我说，他一生中听过两次好的科普报告，一次是在他中学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李竞老师讲的。
我们的团员张厚英曾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应用系统总指挥。他在给小学生讲课的时候，讲到航天技术应用还有很多问题，感到很焦急。这时，递上来一个条子，上面写道：“张爷爷，你别着急，没事，还有我们呢！”这位1米9的山东大汉泪点比较低，看了这个条子之后差点掉下泪来。
还有一次，科普演讲结束后，一个学生追上来递给报告人一个条子，上面就写了几个字：“老师，我们爱你！”
有一位高中生这样写道：“从你们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科学家的学识、品格和素质，我们敬仰你们对科学的执着，表示由衷的感谢和发自内心的深深的敬意！”
这些听众的反馈，让我感到确实是我们团员的真思想、真学问、真品格感动了他们。
台湾著名的证严法师有句名言：“佛前的灯你不必刻意去点，但是心中的灯必须点亮。”我想，我们这些团员们就是在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人生经历去努力点亮孩子们心中的那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