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改造自然的脚步从未停止，在战胜了其他物种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后，又通过科技不断改造赖以生存的蓝色星球。直到2018年11月26日，人类拉开了改造自身的序幕。
这一天，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通过媒体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这一消息在科学界、媒体圈和社会公众中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在持续发酵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其实验室于11月25日上传到YouTube上的视频中，贺建奎介绍，有一亿人天然就拥有一种使CCR5基因失效的遗传变异保护他们抵御HIV病毒。这些人非常健康。因此他认为通过敲除CCR5基因可以预防父亲携带HIV病毒可能对婴儿产生的感染，同时也是安全的。他还用试管婴儿技术类比，指出试管技术刚诞生时，也一度引起争议，但经过四十年发展，试管技术帮助800多万儿童来到世界，给很多家庭带来福祉。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基因手术是帮助少数家庭的新试管技术。
事情并未如贺建奎预想的发展，在短暂的惊叹声过后，反对的声音在消息公布几小时后就接踵而至，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舆论已不局限于质疑而是强烈谴责。
当天下午，122位科学家联名对此事件发表声明，认为这一事件是严重违反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违背医学伦理和有效知情同意的违规临床应用，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予以严厉谴责。另有78位从事生物信息学研究的科学家发表连署声明，认为科学家应有基本的职业操守，科学研究的伦理底线不容突破；生命科学或医学相关技术，在未能充分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之前，不能贸然应用于人体；建议相关部门彻查此事。
在科学界一致反对的声浪中，相关机构和部门也迅速发声。当天晚间，南方科技大学发表声明，表示此项研究为贺建奎在校外开展的，对此事南方科技大学并不知情，将聘请权威专家成立独立委员会，进行深入调查。深圳卫计委也发布声明称，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未按要求进行备案，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启动调查。卷入这场事件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也向媒体公开否认参与此试验，并对网上所流传的由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签发的伦理审查申请表的真实性展开调查。
当晚，国家卫健委也介入此事，国家卫健委官网回应，已要求广东省卫健委认真调查核实，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和科学原则，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结果。
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任何个人、任何单位在理论不确定、技术不完善、风险不可控、伦理法规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也对此事件做出回应。他指出，本次“基因编辑婴儿”如果确认已出生，属于被明令禁止的，将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和条例进行处理。
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和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发表声明，除了对本次事件在学术、伦理、法律上的越界表示谴责外，还呼吁社会各界给予两名婴儿更多的关怀，并愿意提供必要的学术与专业技术支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对其做法给人类可能造成的后果表示极度担忧，对其严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科学伦理的不负责任行为予以严厉谴责。
科学上无创新存风险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研究员蔡宇伽表示，这次试验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没有创新。理论上，CCR5作为靶点治疗HIV是受到“柏林病人”启发。他先是感染了HIV，后来又得了白血病。为了治疗白血病，医生给他进行了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位捐献者恰好有CCR5突变），结果他的白血病和HIV都被治好了。因此，CCR5成了一个热门的HIV治疗靶点。技术上，使用的是常规的Cas9蛋白和gRNA复合体。而动物和人的胚胎基因编辑国内外都已尝试过了。
但这项技术却存在安全风险。首先，CRISPR的脱靶效应无法完全避免，如果脱靶出现在已分化的细胞上则风险较低。如果出现在干细胞，特别是胚胎干细胞上，则安全隐患非常大，直接影响整个器官或者整个个体。其次，研究结果表明CCR5完全缺失的人群并不完全正常，他们更容易感染HIV以外的病毒、患癌以及其他疾病。最后，即使CCR5完全敲除也不能获得完全的‘HIV免疫’，因为HIV有两种毒株，即CCR5偏好型和CXCR4偏好型，分别借助CCR5和CXCR4受体感染细胞。也就是CXCR4毒株依然可以感染CCR5缺失的人群。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朱永群也指出，CCR5不仅仅是HIV病毒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而且是人类非常重要的趋化因子受体，在免疫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在小鼠上敲除CCR5基因后，会产生一些严重后果，在婴儿身上敲除或改变CCR5基因的后果目前完全不可预知。
11月28日，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贺建奎介绍，共有8对志愿者夫妇进入试验，有1对中途退出，均为父亲HIV阳性，母亲HIV阴性，研究团队对大约30个胚胎中70%进行了基因编辑。他承认发现有一个潜在的基因间脱靶，他们告知了参与实验的夫妇可能的安全风险，这对夫妇仍选择植入这些胚胎。
突破伦理边界
除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外，更大的问题来自伦理。2015年，中山大学黄军课题组利用废弃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以观察与地中海贫血症相关基因的遗传情况，结果很快遭到学术界的批评。这一事件也最终促使2015年12月“全球人类基因编辑峰会”的召开，并成立人类基因编辑委员会。
其实，早在2003年，原科技部和卫生部就联合下发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其中第6条指出，“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
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立铭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在受精卵中修改基因后，这些修改将可能进入婴儿的所有细胞，包括生殖细胞。这样，基因编辑的结果不只会影响这个婴儿，还会传递给他的子孙后代。这些接受了基因编辑的人，他们身体内携带的、被修改过的基因，将会慢慢融入整个人类群体，成为人类基因库的一部分。这里也包括可能被基因编辑操作脱靶误伤的那些基因。从这个角度看，这项试验的风险是不可控的，人类可能需要很多年后才会发现其后果。
更有科学家担心这次试验将导致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边界被突破，导致更多无法控制的情况发生。
中国遗传学会基因编辑研究分会在声明中指出，从伦理层面，对于CCR5基因的敲除并不能给这个原本健康的婴儿带来明显的益处，却要承担未知风险。开展基因编辑婴儿的研究不符合中国及世界当前对基因编辑在人类健康领域研究的普遍共识。
不过，此项试验只是贺建奎通过媒体发布，结果也没有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其真实性还有待确认。无论如何，正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戴维·巴尔的摩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的开幕词所说，希望人类在利用新技术来操纵世界人口的同时，不要忘记描写定制胚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隐含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