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彧 来源: 发布时间:2019-1-8 14:55:2
越过伦理的边界

 
2018年11月26日,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消息,令国内外舆论哗然。基因编辑技术的不完善将会给刚刚降生的婴儿带来怎样的影响,不免让众多科学家忧心忡忡。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本质上是没有价值偏好的,并对全人类有益。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人类从没像今天这般依赖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也当仁不让地充当着造福人类的“上帝”角色。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还有着令人心生恐惧的“魔鬼”的一面:战争武器的研制、环境污染以及生存条件的恶化……客观地说,这些危害并非科学技术本身之错,但是科技方法、科技活动、科技成果以及成果的运用,明显渗透着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因素。
 
于科学而言,有时伦理就像是牢牢困住脚步的镣铐;于伦理道德而言,科学技术的进步似乎又给道德准则带来了严重困扰。
 
不过,在一些科学家眼中,伦理道德永远无法成为科学研究的“紧箍咒”。在科技与伦理的边界,总有一个又一个伦理禁忌或道德规范被尝试着打破。
 
塔斯基吉梅毒试验
 
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内曾发起梅毒试验并秘密进行了40年。这就是让人闻之色变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
 
在治疗梅毒的特效药青霉素出现之前,医学界曾试图用多种药物和方法来治疗梅毒。
 
1929年,美国公共卫生署要求基金会资助南部农村的性病控制研究。1930年2月,亚拉巴马州Macon县被选为5个梅毒控制试点之一,当地的塔斯基吉研究所签署了该项目。Macon县的梅毒控制研究显示,36%的非裔美国人患有梅毒。
 
1932年9月,美国公共卫生署官员在基金会的资助中断后,决定把原先的治疗项目转变为非治疗的人体试验,目的是收集不经治疗的非裔美国梅毒患者疾病进程的资料。之后,美国公共卫生署认真部署了研究计划,以便能够对患者病程进行终身追踪研究,包括获得患者和家人的允许对患者死后进行尸解,这样就为科学共同体提供了详细的对受累器官进行微观描述的机会。
 
由于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研究小组对外宣传说,看不起病的非裔美国人可以来此获得免费体检、来回诊所免费乘车以及丧葬保险等好处。在诱人的宣传策略下,399名患有梅毒的贫困黑人被征集到研究小组进行长期不干预追踪研究,与此同时,研究小组还设立了一组由201名健康的非裔美国人组成的对照组进行对比研究。
 
为了研究梅毒的自然发病情况,这些被召集来的受试者完全被蒙在鼓里,他们只知道自己正在接受针对他们的“坏血病”(当地术语,通常用来形容梅毒、贫血症和身体疲劳这样的疾病)而进行的“治疗”。为了确保受试者不会中途退出试验项目,研究人员为他们免费“治疗”——只是几片维生素或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片,对疾病治疗毫无用处。
 
即便从1947年开始,人们已经将青霉素作为有效的梅毒治疗方式广为应用,但是这些毫不知情的受试者仍然被阻止进行治疗。据统计,因为迟迟得不到有效医治,到1972年实验结束时,仅有74人幸存,40名参与者的妻子被传染,19人的后代患上先天性梅毒。
 
直到1972年7月25日《华盛顿星报》曝光了这项违背伦理道德的生物医学研究性试验,此事才得以终止。
 
1973年,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代表受害者及其家人发起诉讼。第二年,美国政府支付1000万美元赔偿金同受害者达成庭外和解。作为和解条件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承诺给予幸存者终身医疗福利和丧葬服务,并为此出台了“塔斯基吉健康福利计划”。1975年,受害者的妻子、遗孀以及孩子也成为该计划的服务对象。
 
1997年5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塔斯基吉梅毒试验向实验受害者们道歉。然而,这一迟到的道歉已经无法挽回对受害人造成的莫大伤害。
 
海拉细胞活体注射试验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体细胞——“海拉细胞”至今仍在书写着“不死”的生命传奇。
 
海拉细胞来自一位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黑人女性的体内。1951年,30岁的Henrietta Lacks发现自己的腹部出现一个肿块,于是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诊断结果显示,她患上了子宫颈癌。
 
当时,其主治医生在Lacks不知情的情况下,采集了其身上的癌组织标本。当年10月,Lacks去世了,但是从她身上采集的细胞非但没有死亡,反而出现了生长迹象,且每隔24小时细胞数量就增加1倍,这被称为“不死”细胞。
 
很快,海拉细胞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不断增殖,成为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彼时,担任美国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病毒学系主任的Chester Southam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要是科学家被癌细胞感染了该怎么办?已有研究证明,大鼠注射了活的海拉细胞会长肿瘤,难道人不会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1954年2月,Southam将装满掺有海拉细胞的盐溶液的针管扎入一位因白血病住院的女士的大臂,然后他小心地在注射部位留下印记进行观察。用同样的方法,他又把恶性肿瘤细胞注射到十几位癌症患者体内,然而给他们的解释却是测试免疫系统,对真相绝口不提。
 
注射海拉细胞后的几小时,病人的大臂便开始红肿;5~10天后,注射部位出现硬瘤。Southam切下一些瘤子,检验里面是不是癌细胞,同时还有意留下一些,以便检查病人的免疫系统是否能与此抗衡或者这些癌细胞是否会扩散。不出几个星期,有的瘤子已经长到直径两厘米。
 
最后,Southam为接种者切除了大部分硬瘤,其他的几个月后也自行消失了。可其中的4位病人不久后又出现肿瘤复发。Southam不断为他们切除,但肿瘤却一次又一次地长起来,一位病人的癌细胞甚至扩散至淋巴结。
 
然而这些病人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患有癌症。为了比较,丧心病狂的Southam决定用健康人做对照注射实验。1956年5月,他在《俄亥俄州监狱通讯》上刊登广告:医生欲召集25名志愿者进行癌症研究。几天后,他竟然征集到96名志愿者,不久更增加到150名。
 
一个月后,这项在健康人体进行癌细胞注射的试验正式开始。Southam把海拉细胞注射到65名犯人体内。与之前的癌症患者一样,癌细胞很快便发生反应,肿瘤纷纷从受试的犯人身上长出来。
 
随后,Southam给每个犯人做了多次注射。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和之前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不同,这些人靠自身免疫力战胜了癌细胞,而且注射次数越多,他们身体作出的反应就越快,就好像产生了免疫力。很快,Southam公开了试验结果,称此项研究有可能带来抗癌疫苗的大突破。
 
然而活体注射试验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Southam继续用海拉细胞和其他活性癌细胞做人体实验,前后为600多人进行了注射,其中一半是癌症患者。
 
不仅如此,每个来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和詹姆斯·尤因医院做妇科手术的病人都逃不过他的“魔爪”。他始终以做癌症测试为由,进行违背伦理道德的研究。
 
1963年7月,Southam同布鲁克林犹太人慢性病医院的医学系主任Emanuel Mandel签订协议,要用其医院病人做试验。
 
Southam打算让Mandel手下的医生给22位病人注射癌细胞。Mandel把计划告诉手下,并禁止他们向病人透露注射的是什么。但3位年轻的犹太医生拒绝执行,说他们不会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这种试验。
 
于是,Mandel让1名住院医生代替这3位犹太医生给病人注射。一个月后,3名医生集体辞职,并在辞职信中给出“违背伦理的科学研究”的理由。这件事很快引起媒体的关注。1963年12月,此事被告上法庭。
 
尽管此事在评议委员会激起不小的波澜,但是最终的审判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吊销Southam和Mandel的行医执照,暂缓执行,给予一年查看期。而且,这件事对Southam的学术地位没有产生丝毫影响,甚至在查看期一结束,他还当选为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主席。
 
儿童秘密医学试验
 
二战后的几十年间,随着“优生运动”的风潮席卷美国,大批被草率定性为“白痴、低能儿”的孩子,被关进政府资助的医院、学校、孤儿院等“集中营”。他们与世隔绝,备受虐待,许多人甚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医学研究的“小白鼠”。
 
1954年,位于沃尔瑟姆的弗纳德公立学校以许诺“特殊优待”——获得礼物、去海边旅游、观看球赛以及获得额外的麦片粥或牛奶为名,挑选一些孩子参与所谓的俱乐部。
 
当时并没有人告诉这些孩子,学校提供的麦片粥和牛奶被污染过,带有很强的放射性。直到1994年,美国参议院才承认,麻省理工学院曾在弗纳德学校进行试验,让一批被蒙在鼓里的儿童定期服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食品,以进行科学研究。
 
1947年对纳粹罪行的审判催生了《纽伦堡法典》,安乐死和不人道的医学实验已被这项伦理协议终结。同时,医学实验和在治疗中使用“武力、欺诈、欺骗、胁迫或任何不可告人的约束或强制”行为被禁止,协议规定必须在实验前征得受试者的同意,在实验中也要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可是,当时某些利欲熏心者将这份珍贵的协议视若无物,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幕仍在悄然上演。
 
1945年,在费城,麻疹患儿血液中的提取物被注入健康儿童体内,其中几十名“次品”遭到阉割。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史丹顿岛柳溪州立学校的几百名智障儿童在耶鲁大学的试验中,被迫摄入含病毒性肝炎患者粪便提取物的巧克力饮料,试验周期长达15年。
 
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市皇后区的州立医院,90多名患有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的孩子每天被迫服用大剂量的精神致幻剂,持续至少1年时间。
 
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和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将放射性碘注入儿童体内,而这一项目由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门提供支持。
 
全美各地的几十所孤儿院和疗养院中,严重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饮食被用在孩子们身上,用以观察其健康状况的变化;研究人员让儿童接触肝炎、脑膜炎、流感、麻疹、腮腺炎、小儿麻痹等病毒,试图找到治疗方法;用淋病病毒感染智力发育迟缓的4岁男孩;让他们接受脊椎穿刺、额叶切除和电击,进而暴露于辐射或危险化学品中……
 
可以说,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与德日法西斯的“人体科学实验”根本无异。本是出于救死扶伤目标而建立发展起来的医学,却在现实中打着研究的旗号,进行着违背人性的“罪恶研究”。
 
人体放射性试验
 
在二战后的30年中,为了确定电离辐射和放射性污染对人体的影响,美国曾在超过2.3万人身上进行了由美国联邦政府发起的1400个不同项目的放射性试验。这些惨无人道的试验细节最先被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论坛报》披露。
 
研究人员给18名病人注射了大大超过目前公认安全剂量的钚元素,用以测定人体吸收这种致癌元素的速度;
 
研究人员对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监狱中100多名健康囚犯的睾丸进行了高达600单位的X射线辐射(安全剂量是1年中最多接受6个单位的X光照射);
 
在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中,研究人员让200多名白血病及其他癌症患者接受极高剂量的铯和钴的同位素辐射,其中包括一位6岁男孩;
 
在艾奥瓦大学,研究人员让孕妇服用了100~200微居里的碘-131,研究流产胎儿以及放射性碘穿越胎盘屏障的程度……
 
这些令人惊悚的试验还有很多。实际上,当时一些科学家已经指出用人体做辐射试验很“不人道”。比如,1950年,时任原子能委员会官员希尔兹·沃伦曾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人体辐射试验“多少有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对战俘进行细菌实验的味道”。然而,这些试验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为了“平息民怨及揭露应当揭露的事实真相”,美国国防部、能源部、退伍军人事务部以及航空航天局的官员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联合工作小组,对政府档案以及私营科研机构、医院、实验室、过去同政府签订过有关合同的承包商手中的成千上万份文件进行分析、研究。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成立了人体辐射试验咨询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对受难者及其家属的经济赔偿问题。
 
随后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条例,包括指导性的“国家研究法案”。美国政府提出,人体试验必须符合以下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受试者的知情权、自主权必须受到保护和尊重,研究者不可欺骗与隐瞒研究事实;第二,试验不可伤害受试者,要把风险降到最低;第三,试验必须公平,程序必须合理,不可带有剥削性或者歧视性。
 
美国各个研究型大学也纷纷建立起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IRB)。这些委员会由大学教授组成,负责审查学校里进行的所有用到人作为实验对象的研究,以保证这些研究遵守伦理道德、符合国家法规。
 
这些案例,只是历史上众多违背伦理道德的科学试验的冰山一角。除了上述列举的医学试验外,还有很多生物、生理以及心理健康方面的触目惊心的类似试验。
 
所幸的是,自一个个案例被曝光后,各国政府开始逐步完善对生物医疗试验的监管,出台了一系列有力举措与学术规范。而且,事实也逐渐向那些疯狂的科研人士证明,伦理道德规范的出台并未成为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羁绊,反而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8年12月刊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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