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从事保护生物学的研究，主要以灵长类动物为主。这些年，我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找猴”。

   灵长类动物是热带和温带群落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灵长类动物还是人类的近亲，它们就如同人类的一面“镜子”，为研究人类进化、生物学、行为学和新发疾病等提供了关键模型。然而，当前非人灵长类动物正面临着灭绝危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500多种灵长类物种列为“脆弱”“濒危”或“极度濒危”。

   中国是亚洲灵长类动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是25种现存灵长类物种的家园，但其中80%的灵长类物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从2015年起，我开始在滇西北的原始森林里追踪滇金丝猴，在四川、陕西、湖北的高山密林中寻找川金丝猴，在西藏观察藏酋猴。通过收集数据和综述他人研究，我发现目前47.2%~73.2%的中国灵长类动物分布在贫困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而且中国80%以上的贫困县和95%的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脆弱地区。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这些地区往往形成恶性循环——贫困加剧生态的破坏，而生态的破坏反过来加重贫困的程度。

   比如，我在滇西北调查滇金丝猴种群时发现，在我国实行生态扶贫政策以前，这些边远地区的人们建房、生活等每年要消耗20立方米木材。此外，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于采集虫草、菌类、药材，放牧以及在森林中种植作物（四季豆），而这些行为活动已经严重影响到滇金丝猴的生存。对此，2019年，我在国际知名保护生物学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发文，专门讨论了采集和放牧对于滇金丝猴的影响，包括压缩其适宜栖息地、干扰其正常的游走和繁殖行为等。

   意识到贫困对于生态的压力，近年来，我国政府启动了一套旨在减轻贫困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国家政策，包括生态移民、生境恢复和生态旅游。这些政策的实施能为灵长类动物的保护带来哪些影响，成为我重点关注的科学问题和研究方向。

生态移民对灵长类动物生存的影响

   我在滇西北寻找滇金丝猴时发现，当地居民居住十分分散，他们把平坦的山坡叫做“箐”，比如响古箐、罗古箐等，一个箐往往只有几户到几十户人家。

   这些地方往往交通不便，基础建设比较落后，人民基本上靠打猎为生。比如，生活在响古箐的傈僳族人，他们的传统就是打猎，几乎每一位男子都是猎手。上世纪90年代，整个滇金丝猴种群数量不足1500只，其中很大程度是由当地人狩猎导致的。

   中国的生态移民政策，显著减少和限制了对野生灵长类动物的狩猎，从而对灵长类动物的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生态移民也可以减少当地的森林砍伐、放牧、药用植物的采集等，保护了灵长类动物的生境。在生态移民和其他一系列保护政策的带动下，响古箐的傈僳族人由原来的猎人转变为当地的护林员，成为滇金丝猴的守护者。

   生态移民政策最初是想要实现人与生态之间的可持续发展，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诸多原因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比如，移民被迫离开自己的文化，进入不同的环境，这对文化适应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性。此外，如果移民区土地生态承载力不够，就会产生生态赤字，导致新一轮的生态破坏等。因此，在实施生态迁移政策之前，需要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进行详细研究。

生态恢复是种群增加的驱动因素

   灵长类动物的生存离不开森林，尤其是原始森林。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大面积砍伐天然林，在四川、云南、陕西等森林资源丰富的地区，几乎每个地区都有林场，专门负责砍伐树木。大规模的森林砍伐为野生动物生存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随着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入，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禁伐天然林，并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多年来，中国政府耗费大量资金、人力与物力，建设了包括“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等生态项目。

   在这些保护项目的作用下，我国生态恢复成果显著。例如，为支援国家建设，大规模伐木行动一度将神农架推向毁灭的边缘：1982年，神农架林区森林覆盖率降至63%，而今，森林覆盖率已超过91.1%，这使得川金丝猴的适宜栖息面积增加了14.3%。

   但应认识到，生态恢复是一个长期工程，在植树造林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单一粗暴、忽视森林多样性等问题，因为单一树种的次生林并不适合物种多样性的维持。

生态旅游推动动物保护

   生态旅游可以缓和野生动物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贫困地区。长期以来，灵长类动物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来看，生态旅游有多种形式。就我国而言，国家公园的建立可以作为保护自然区域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效平台。

   例如，我之前调查的云南塔城开展了以滇金丝猴为中心的生态旅游，广西开展了以白头叶猴为主题的生态旅游，不仅为当地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收入增加，还为社区和公众提供了一个接受保护生物多样性教育的机会。

   但是，生态旅游必须加以严格控制，否则就可能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经过观察，我发现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当会对灵长类动物的栖息地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游客和灵长类动物之间也存在偶发的冲突，尤其是灵长类动物容易感染和传播人畜共患病。生态旅游必须坚持环境保护第一的原则，这样才能发挥其在野生动物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反之，它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产生负面影响。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认为，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对消除贫困至关重要，同时，当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实施结合当地社区的经济需要和愿望，并顾及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原则，地球的自然生态系统才能得到保护。

   在这一方面，中国的生态扶贫政策可以成为促进灵长类动物以及物种多样性保护的模式。想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就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以保护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以应对缓解贫困、气候变化及改善公民健康和福祉的持续挑战，从而实现自然需求和人类需求之间的可持续平衡。■

（作者系兰州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