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云南亚洲象群一路北上又南下，历经17个月的旅程，终于平安回“家”的消息再度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由亚洲象群北移掀起的野生动物热潮正在慢慢降温，而新的问题又随之显现出来：回到西双版纳、普洱的野生亚洲象（以下简称野象）还会四向扩散吗？人类怎样做，才能减缓人象冲突？

   基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在此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适宜地段适当设卡 将野象堵在哀牢山山脉以西

   在中国自然地理分区中，云岭—哀牢山出脉将云南省分为东部与西部。该出脉以西的地区为沟壑纵横的横断山区域、以东的地区为山地盆地相间排列的云贵高原区域，两个区域的自然地理、生物地理都有很大的差异。

   在《中国亚洲象研究》专著里早已阐明，约8000年前野象曾经分布至中国黄河南岸，随着气温冷热交替变化，人类逐步强大到对天然植被的巨大改造，野象一路向南退缩。在公元1450年前后，野象分布的北部边缘已经退缩到今云南德宏的盈江至普洱的江城一线，再无向北向东扩散的记载或其他迹象。到了1990年代初，野象分布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与勐腊县两地，以及临沧市沧源的几个乡镇。

   全球现存野象约41000头至52000头，分布在西起印度南至印度尼西亚的南亚、东南亚13个国家。中国是野象分布区域的最东北边缘，现存野象约300头，主要分布在澜沧江流域的西双版纳、普洱一带。

   在这个区域，野象会怎样扩散呢？由于没有自然的障碍，野象可以南下、东进而出国至老挝、缅甸。不过，老挝、缅甸接近西双版纳的地方，近些年，适宜野象栖息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交错混杂，野象“出国”的可能性不大；澜沧江西边，是野象曾经游荡的地方，2008年澜沧江拦河坝蓄水阻隔野象的“渡江”迁移，滞留澜沧江西岸的15头野象成为近10年肇事最严重的象群；野象在西双版纳至普洱靠南的县市之间移动，是正常的“游走”。因而，这个区域是最佳的野象生存区。

   2021年4月，野象翻越高高的哀牢山东渡到地处云贵高原的红河、玉溪、昆明等滇中腹地，纯属偶然事件，它们在这个新的地区得到了友好待遇。野象有超强的记忆能力，凭其智慧，再次翻越哀牢山东渡滇中，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在哀牢山山脉，确认一些野象可能“偷渡”的山坳，设置固定哨卡或者以山区居民为主体的流动的网络预警预报野象监测地带，以哨卡和监测地带的形式，开展堵截，把野象“限制”在澜沧江流域的西双版纳、普洱一带。 

重视人象冲突现实 高度评价保护野象的显著贡献

   1950年代末期，科学家在西双版纳发现莽莽的热带雨林，以及雨林里的野象、野牛、长臂猿、望天树等珍稀动植物。随之，呼吁、推动，促成了当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抢救性地保护了热带雨林及生活其中的动植物。

   追赶国际自然保护热潮，保护区效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生物圈保护区，努力将科研、保护与发展融为一体，实现区域性可持续发展。在云南大学的鼎力支持下，1993年，这个保护区被UNESCO吸纳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西双版纳进入国际舞台，揭开了保护与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农业生产方式逐步走向种植热带经济作物，自然增长和异地迁入使人口快速增加，保护与发展的冲突矛盾一直存在。曾经分散在广大野地的野象和其他野生动物，逐步进入保护区以获得安全庇护。在当地政府领导下，保护区推进严格保护管理，明显的标志是曾经的次生林、疏林逐渐长成稠密森林。正如《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评价》概述的那样，从此，西双版纳保护区的管理能力、管理成效和社会影响，日新月异，在自然保护的大舞台上，西双版纳的大名也更加响亮。

   随着森林逐渐发育，保护区内可采集食物逐渐减少，野象等野生动物逐步走出保护区。人象冲突日显激烈。与此同时，1997年开始的大规模高效率的民用枪支收缴活动，明显降低了狩猎习俗对野生动物的威胁。以野象为代表的野生动物有了安全保障，游荡在密林、农田地、农民的房前屋后，野象肇事情况愈发严重。

   国土面积是不会增加的，而发展与保护都需要更多的土地。于是，呈现了以土地使用管理权属为限制条件的异向变化：即保护区内，林木越来越稠密，保护区外，人工经营土地越来越多、越复杂。在保护区外，人类生活生产区与野象活动区交错混杂，人象关系向着对抗的方向发展。农民猎杀野生动物是违法的，高效经营自己承包的土地，种植可以多换钱的经济作物，是合法的，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野象的糟蹋。因而，野象数量在增长，野象适宜的栖息地却一天比一天减少。

   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野象，频繁进入和走出保护区，并且向北扩散到普洱的思茅、江城、宁洱，向西渡过澜沧江到了西双版纳的勐海、普洱的澜沧一带。但野象很少向南越过边境，主要是因为境外快速的经济作物种植和薄弱的狩猎管理，形成了不太适宜野象栖息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换句话说，在中国野象分布的区域，野象活动与人类生产生活已经交融在一起，出现人象混合区。野象知道可以采食或躲避的地方，却不认识人为规划出来的土地权属边界。仅仅根据土地使用管理权属为界线的野象保护模式，已经不再适用。

吸取亚洲象国家公园规划“胎死腹中”的教训

   实际上，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早就被提出来，但并没有得到批准进行试点建设。其原因有二。

   其一，规划受限于欧美国家以政府土地为准的框套而忽略中国土地使用管理的现实。亚洲象国家公园规划，已经有过多个版本，基本都是将多种类型的国有土地连接起来，勾画成一个空间连续的国家公园，在其周边适合的一定区域，再勾画出栖息地管控区。最新规划的亚洲象国家公园，分布在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总面积5619.25平方公里，均为国有土地。在其周边，附加了4969.69平方公里（国有土地占总面积的85.91%）的栖息地管控区。还涉及了8个县（市区）44个乡镇116个行政村，约61775户485600人。

   中国从2016年底开展了10个国家级国家公园建设试点，土地所有权差异很大。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总体呈现国有土地逐渐减少，集体土地不断提升的特征。显然，亚洲象国家公园的规划理念已经相当滞后了。

   其二，没有明确“生态保护第一”的国家公园建设基本理念。曾经红极一时的西双版纳旅游出现了疲软，国家公园建设的思路，被当作旅游提升的极好时机。“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是中国国家公园必须遵循的三大理念。保护区是禁止旅游等开发活动的，而国家公园却可以适当开发。亚洲象国家公园必须把“生态保护第一”的理念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而把国家公园当作人民公园的意识，显然是变相的开发保护区。

亚洲象（野生动物）保护特区构想

   中国试点建设的10个国家级国家公园，涉及东北虎、东北豹、雪豹、大熊猫等具有一定攻击性的野生动物的国家公园，都有面积大和人口密度低的共性特点，面积达到1.5~12.3万平方公里。如果存在开矿等破坏性产业，都要求退出。根据具体的资源特征，寻找相应的替代产业，以改善居民生计。

   野象有巨大的攻击性，野象分布的地方，人口密度高，已经呈现人象混合区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都面临着巨大挑战。西双版纳、普洱的当地政府，一直遵循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努力发展种植养殖业，改善人民生活，按照相关要求尽力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植物。一手抓发展，一手抓保护，两手难以协调，自然陷入顾此失彼的僵局。而解除僵局的第一步，便是人象分离，实现曾经有过的人与野生动物分区而居的景观格局。也就是说，在相当的空间范围内撤出人或人的活动，给野象留出足够的空间，提高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已经走在全面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道路上，并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城镇发展空间、农业发展空间和生态保护空间。站在中国国土空间格局的大尺度上，中国的热带生态系统太少，几乎是稀有。云南南部和西南部，当前残存的热带生态系统十分珍贵，应该定位为中国热带生态系统及其野生动植物生态保护空间。在这里，用“亚洲象（野生动物）保护特区”的术语，来表述这种观点，基本要点有三个。

   其一，从差别发展的角度将亚洲象活动涉及地方的区域发展使命定位为生态保护特区。在国家层面上，通过财政补贴方式，降低或减缓西双版纳和普洱的地方经济增长标准，不以 GDP 作为硬性的考核指标。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围绕保护野生植物动物及其栖息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开展，严格限制大型工程建设、城镇扩展和外地人口常驻化。

   其二，在野象活动区域，构建一支跨行政地界的专门机构，全权负责亚洲象保护。就亚洲象问题，地方政府配合该机构开展管理保护。

   其三，现有的保护区，以保护自然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目标进行严格保护，无需改造，任其 “自然”演变。在保护区以外，将相当一部分橡胶、茶等经济林果土地转化为生物保护廊道。曾经承包这些土地的农民，通过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而解决生计，一边种植与保护相适宜的作物，一边服务亚洲象的保护和参与热带雨林的管理。同时，通过教育倾斜和保护性技能培训，逐步走出依靠种植养殖的生计模式。

   作为极度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亚洲象的栖息地保护已刻不容缓。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野生动物保护特区的建立和完善，亚洲象不再“出圈”，不再流浪，人象得以和谐共生。■

（作者系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