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好吗？”我的首席研究员问我。在一次会议期间，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哭了起来。“你好像不太好。”他是对的，但我还没准备好在他面前表现出脆弱，所以我回避了这个问题。

   当我指导本科生时，我很重视在个人层面上与他们建立联系，并在他们似乎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一直渴望有人能为我做同样的事。可是当它最终到来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接受呢？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三年，事情开始走下坡路。我的科学研究没有按计划进行，而且我与一位同事发生了长期的冲突。下午1点，我躲进实验室，把脸藏在头巾里，戴着耳机，以掩盖周围的闲聊。我停止在会议上发言，我工作的质量和数量都下降了。我低垂着双眼，步伐缓慢、姿态萎靡，试图发出自己需要帮助的信号——但没有人伸出援手。在实验室同事看来，我可能只是有些压力或显得疲惫。至于首席研究员，他似乎不想窥探我的私生活。我感到孤独和无助，犹豫着要不要分享我的挣扎，因为我不确定是否有人在乎我。

   有一段时间，我的本科生们促使我正常工作。他们的好奇心促使我计划实验和阅读论文。我对他们的责任迫使我下床进入实验室，在那里我放下痛苦，伪装成一个鼓舞人心的导师。我热情地询问他们的课程和周末计划、课外活动和毕业后的志向。这给了我一种安慰：如果我不能在科学上取得成绩，至少我可以对学生的职业轨迹产生影响，并在他们面临挑战时支持他们。

   例如，当我的一个本科生开始表现得昏昏欲睡和心烦意乱时，我就去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她平时虽然沉默寡言，但现在敞开了心扉。她感谢我的关心和倾听，我们还根据她的需要调整了她的实验室工作量。为什么我能在学生需要时站在她身边，却没有人能站在我身边？

   很快，我就失去了从辅导学生中获得快感的机会。我的忍耐被愤怒所取代，当本科生犯了简单的错误时，我很难理解。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坐等帮助了，我终于联系上了研究生入学时联系过的心理治疗师，并开始针对被诊断出来的焦虑和抑郁用药。

   然后是和我的导师会面。因为我们的关系一直是严格的专业关系，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想知道我的烦恼，就像我的其他同事一样。我还担心，如果我告诉他我过得很艰难，他会看轻我。

   然而，向最亲密的同事隐瞒自己的挣扎，妨碍了我在实验室里做真实的自己——除睡眠外，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最后，我鼓起勇气告诉了亲密的朋友和支持我的实验伙伴。许多人听后感同身受，我意识到，他们没有主动联系我，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心我。

   最后，我也告诉了我的首席研究员。一开始非常尴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更坦诚的对话。我们做出安排，尽量减少我和同事之间的冲突，并制定了一个计划，在我的科学兴趣和毕业时间之间取得平衡。虽然我仍在努力改善我的心理健康状况，但我终于觉得自己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当需要帮助和支持时，我需要开口寻求帮助。而当帮助出现时，即使这帮助是来自一个不太可能的来源，我也应该接受它。■

Angela Q. Zhang 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健康科学与技术项目医学博士候选人。请将您的职场生涯故事发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

DOI: 10.1126/science.371.6524.98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1年1月1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71.652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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