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教室，心里很紧张。这不是我第一次给本科生教授人体内分泌生理学，我对材料很熟悉。但今天的讲座不一样，我调出了一个假设的癌症病人的幻灯片，并告诉他们：“病人X的切片检查发现其乳房有浸润性癌。”我描述了她在进入缓解期之前所经历的数月的化疗、手术和放疗。然后，我向学生们介绍了医生给她实施的激素疗法——医生希望这些药物能限制剩余癌细胞的生长并防止复发。在最后一张幻灯片上，我给他们看了我化疗最后一天的照片并告诉他们：“我就是X病人。”

   当我开始教职工作时，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深入研究个人病史的讲座。在学生和同事面前，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专业人士。当时我只有28岁，刚从博士项目毕业，期待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教授。

   但在我担任教职的第二年，这一切都改变了，我被诊断出患有一种侵袭性乳腺癌。在接受治疗期间，我继续工作，这意味着可以清晰地看到化疗的迹象（比如脱发）。我把病情告诉了班上的本科生，一方面是为了减少他们好奇的目光；另一方面也是提醒他们，治疗可能会影响教学。

   我很感激学生对我的同情和关心，他们为我整理了爱心包裹，留下了卡片，为我的康复祈祷。他们的成熟和同理心让我大吃一惊，同时提醒我，他们也是人，他们的母亲或祖母可能患有乳腺癌，他们可能有宗教信仰要求他们祈祷。

   当我的头发又长出来的时候，我不想再变回以前的那个教授。我希望学生首先把我看作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位教授。希望我的故事能告诉他们，他们所学的科学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在确诊一年后，我开始了关于X病人的讲座。

   在将近5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个讲座，带来的都是我病情缓解的好消息。“这就是医学的力量！”我告诉他们。这种紧张从未消失，我发现谈论身体和疾病是一种情感上的尝试，我坚持了下来，因为演讲产生了影响。每次都有几个学生下课后留下来或者给我发电子邮件，明确表示他们欣赏我的诚实。

   2020年3月，就在大多数人的生活被新冠肺炎大流行颠覆的时候，我接到了肿瘤医生的电话：我的癌症复发而且扩散了。这个消息让人难以接受，但我决定继续教学、研究和服务活动，因为我感觉身体和以前一样。在我看来，工作可以让我从看医生、检查和扫描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是时候更新X病人的病情了。起初，我补充了激素治疗的细节，以及“时间会证明一切”的不圆满结局。最近，我又补充了一些比较乐观的消息——X病人的三线输液化疗似乎有了一些效果，她肺部的转移性结节在大小和数量上都有所减少，未来可能会有新的治疗选择。

   我的诊断很可能缩短了我作为一名科学家、导师和老师所能建立并留下遗产的时间。然而，它也给了我一个强大的工具。它帮助我在个人层面上与学生建立联系，挖掘他们的同理心，并向他们展示为什么学习很重要。我相信自己的故事是整个学期教学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

Anne Crecelius是戴顿大学副教授。请将您的职场生涯故事发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72.6542.654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1年5月7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72.6542.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