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某一天，我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当我下楼去酒店大厅吃早餐时，一位客人拦住我并抱怨道：“燕麦片没了。”他的语气傲慢、苛刻且轻蔑。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把我错当成酒店员工了。一阵强烈的愤怒掠过我的全身，我心想，我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从一个在高中时做兼职食品服务员的菲律宾移民女孩变成了一个教授，目前正运营着自己的研究实验室。后来我意识到，那次经历让我如此刺痛还有另一个原因。
作为生活在美国的菲律宾移民，我和家人一开始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人”——有些人依然还是。我的家人做着正经而艰苦的工作：妈妈是快餐店的收银员，祖母、姑姑和表姐都做过居家看护，爷爷在一家餐馆洗盘子。年幼时，我对此感到很难为情，我想摆脱贫穷的耻辱。我再也不想拿着食品券去购物了，也不想在学校排队领免费午餐。
妈妈希望我和弟弟过上更好的生活，她相信教育。在她的指导下，我努力学习，而家人却在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别人。当获得大学全额奖学金时，我感觉就像拿到了一张摆脱贫困的金券，不仅对我，对家人也是如此。当我被研究生院录取时，我感觉通过学习和训练成为一名科学家来获得报酬是一种奢侈。这是我第一次有足够的钱独自生活，甚至偶尔还能帮助家人。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逃避的地方。
离开家进入学术界，让我越来越远离自己工薪阶层移民的出身。不过，我偶尔会遇到在大学工作的其他菲律宾移民，比如门卫、建筑维护人员、运输和接收工人以及实验室助手。当与他们互动时，我会无缝切换成年轻时的自己，说着菲律宾的他加禄语，举止更加恭敬。当我重新回到学术角色时，会表现为一个自信而坚定的科学家。在某个时刻，我意识到只有独自一人时，我才会停下来和其他菲律宾移民交谈，这让我感到内疚。但我说服自己只是因为实验室伙伴比较敏感，毕竟当他们在身边时用另一种语言交谈是不礼貌的。我还没有准备好承认我对自己的工薪阶层背景感到羞愧。
读研究生的时候，很少有人能想起我的出身。但当我开始从事博士后研究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那里，我遇到了两名在实验室担任助手的菲律宾移民女性。20年来，为了支持研究人员及其工作，她们一直在做一些重要且乏味的工作——清洗实验用具、高压灭菌等。在听到她们说他加禄语后，我害羞地走过去介绍自己，她们立刻拥抱了我。我开始和她们一起吃午饭，她们总是带着菲律宾菜和我分享，这让我想起了家乡。
最后，其他实验室成员开始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一开始我感觉很尴尬，因为科学家通常默认谈论科学，但我几乎从未与菲律宾人谈论科学，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准备好让科学同仁看到我的另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食物上找到了共同点，分享并交换来自不同文化的菜肴。我成了科学家和菲律宾实验室助手之间的桥梁，而我的移民出身也慢慢地重新浮现出来，并与我的学术身份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我意识到它们本来就不需要分开。
回想起那次酒店的经历，我现在意识到，真正让人难受的不是被误认为酒店服务员。无论我是酒店服务员还是教授，就像我的家人以及其他所有重要的工作人员一样，都应该得到尊重和被有尊严地对待，而不是被贬低和排斥。■
Sheila Teves 是位于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助理教授。请将您的职场生涯故事发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73.6550.126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1年7月2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73.6550.126。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23年4月刊 科学·职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