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我们的机构重新开放，关于线下参加实验室会议的传言四处流传时，我慌了。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的几个月里，我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以缓解不断恶化的听力。我开始重新训练大脑听声音——这是一个困难而疲惫的过程，我需要将听到的新声音与之前对听觉世界的认知相匹配。在这种孤独和不确定性中，我发现了一个亮点：在线会议对我来说很有效。每个人都对着电脑麦克风说话，我能听到并集中注意力。但当我们回归“正常”时会发生什么？
我的听力损伤开始于读研究生的时候，没人能确定原因。起初，我认为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奉献精神来克服它。我开始记录每次一对一的会议，因为即便是非常集中注意力，我也无法抓住所有内容。当你依赖于唇读时，做笔记就行不通了。在研讨会上，我坐在前排，精疲力竭地一边听演讲，一边揣度其中的科学道理。在我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第四年，我决定植入人工耳蜗。没有成功的保证，即使最好的情况也不意味着能恢复正常听力——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并不能重现我们耳朵的神奇本领，但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在我通过两种植入物开始听到声音的一周后，我参加了一个会议。我仔细检查了每一个聆听环境，以规划我的设备和在活动中我需要出现的位置。我把微型麦克风安装在讲台上，把我的海报搬到一个安静的角落。这样做很有效，但我还是很累，觉得自己被排挤在外。我没有参加有价值（且很吵）的社交会议，而是乘坐第一班班车回酒店，然后立刻睡着了。
在疫情期间召开虚拟会议时，我的体验要好得多。Zoom平台的音质清脆干净，没有办公空间或会议室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噪音。我可以坐下来，让声音向我涌来，而不用努力去听。我更容易集中注意力，能参与其中并深入思考科学。在研讨会结束后我感到精神焕发，而不再需要打个盹。
随着重新开放线下会议，我担心会失去这种进步。我比疫情暴发前听得更清楚了，我已经习惯了植入物，现在可以通过听力测试了。但我总是需要安静的环境和麦克风，毕竟我是通过电子方式听的。
我不想被迫重新去努力理解，因此我紧张得胃都绷紧了。我和导师约好见面，为实验室会议制订一个听觉计划。我不想让30个实验室伙伴分心或感到负担，所以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让演讲者使用麦克风，并在回答前重复一遍听众的问题。
起初一切顺利，但随着演讲被冗长的技术问题和深入讨论所取代时，这个系统崩溃了。我发现自己身体前倾，脖子绷得很紧，在演讲者和听众之间来回转来转去，努力倾听。
我很想接受自己不可能抓住所有东西的事实，但我提醒自己曾在Zoom上获得的轻松体验。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对导师说：“这行不通。”我们抓起一个麦克风，让观众们传递。在3个小时会议结束时，5个麦克风在社交距离较远的人群中来回跳动，我可以靠在椅子上看幻灯片，让声音传到我耳边。
几周后，我的焦虑逐渐被好奇心和问题所取代，因为我觉得自己被包容了，值得拥有归属感。我的一些实验室伙伴甚至感谢我，因为他们没有麦克风也听不见别人说话。也许与其急着恢复“正常”状态，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创造一个更受欢迎的环境——对每个人都是如此。■
Carolyn J. Adamski是贝勒医学院、简和丹•邓肯神经学研究所的HHMI博士后。请将您的职场生涯故事发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72.6549.1474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1年6月25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72.6549.1474。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23年4月刊 科学·职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