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至少你有永久的工作保障。”去年夏天，我姑妈随口说道，她指的是我在联邦政府应对新冠病毒感染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不寒而栗，因为她不知道，我刚刚得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不会跟我续签年度合同。我在NIH工作的12年里，工作保障从来都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相反，我珍视独立。但现在，初为人母再加上疫情，似乎让我的事业陷入了低谷，我必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我一直等到事业有成才想要孩子，以为这样可以有助于缓解我所知道的科学家母亲面临的一些挑战，但我仍然很挣扎。2018年儿子出生时，我没有带薪产假（美国政府工作人员于2020年10月才获得带薪产假），而我的丈夫只从他的小公司获得了两周假期。在孩子出生的头几个月里，我可以在家远程办公。一开始我很欣赏这种灵活性，但结果却是最糟糕的。我既没有全职假期来适应母亲的身份，也没有在办公室参与与我工作有关的决定。

  当我回到办公室时，主管一再警告，我的处境很危险。我承认，适应成为一名职业母亲就像“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但我已经疲于应付所有的义务，而且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到了续约的时候，主管表示他倾向于不续约。我哭着说服他再续签我一年。但3个月后，疫情来袭，我把更多时间花在了照顾儿子上。主管兑现了他的威胁。

  我被掏空了。虚拟告别派对感觉更像是一场葬礼。然后儿子冲进客厅，得意洋洋地抓着尤克里里琴，用他的光填满了整个空间。我意识到，我要不惜一切来保护我的家庭，我准备做任何事——包括转向一条更安全、更有利于家庭的职业道路。

  我开始与科学政策和传播领域的同事讨论替代方案。但是，当我召集了一群在自己的领域中值得信赖的女性视频聊天时，她们坚持让我继续做研究。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作为一名女性和母亲如何在科学领域生存的速成班。

  几个月来，我们每周见面，分析我工作失败的非科学原因，并给我找到一份新工作的信心。我惊讶地发现，我所面临的挫折对女科学家来说并不罕见。同事们还指出，我的性别偏见妨碍了我找工作。丈夫和我都决心成为高度参与的父母。尽管如此，我还是拒绝了工作时间或通勤时间更长的职位，担心它们可能会干扰我对自己作为母亲角色的期望，也不愿在丈夫创办新公司的时候，让自己在经济上拖累家庭。

  我也意识到有重蹈覆辙的危险，因为我没有给自己时间去适应，而是过早地放弃了。20年前，我是一名很有前途的高中长跑运动员，有着男孩般的身材，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冠军。但在青春期，我的肉暂时变多了、速度变慢了。节食和高强度的锻炼加速了我的倦怠，直到我放弃并退出，感觉到了崩溃。多年以后，我重新振作起来，开始在山里越野跑。当我最终加入大学田径队时，我比以前跑得更快了，并证明自己不需要成为一个“扁平的小精灵”，我只是需要时间和空间来适应自己不断变化的身体。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停止过比赛。

  我已经第二次学会了系紧鞋带。疫情是我作为一名职业母亲的转折点，但通过向那些给予我建议的聪明女性寻求帮助使我幸存了下来。现在，我在NIH的另一个分支机构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既能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又能提供更大的工作保障。今年秋天，就在孩子开始上学前班的第一天，我将前往新办公室。其他孩子肯定会把他推倒、抢走他的玩具，但我会让他知道，他的妈妈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然后，我们一起拂去灰尘，重新改变方向，开始新的冒险。■

Martha Nelson将于秋天开始在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校内研究项目中担任一名专职科学家。

DOI:10.1126/science.caredit.abl7832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1年8月6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i-m-scientist-and-mother-when-i-lost-my-job-during-pandemic-i-almost-g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