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谈一谈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所以我报告的题目叫做《迎接数字文明！？》。这里我用了两个标点符号，一个是感叹号，一个是问号。因为这个说法可能还存在一定争议和认识不完全一致的地方。
从人类社会发展和工业革命说起
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人类在7万年前走出非洲，但是真正文明的形成距今也就几千年。人类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正在进入信息社会。
以农业经济为中心的农业社会持续了几千年，直到18、19世纪；工业经济的形成可以从18世纪60年代瓦特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发明算起，人类用了大约一个世纪进入工业社会。现在，我们正站在信息社会的门口，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诞生，就是我们常说的数字经济。
什么是数字经济？它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为依托，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形成的一种主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包括数据、网络和信息技术应用。数据成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网络是平台和载体，信息技术应用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这一切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实现大规模商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积累和储备，数据资源大规模聚集，其基础性、战略性突显，正进入信息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爆发期和黄金期。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工业史上的历次革命极大提升了人类物质文明水平。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开始并已成为共识，但是说法有所不同。2012年，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出版《第三次工业革命》，把经济和社会变革归因于新能源与新通信方式的结合，将目前的时代定义为新能源和互联网结合带来的革命。后来又出现源自德国工业4.0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说法。虽然命名的方法和维度不太一样，但大体都指向同一段时期。
考察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五次技术变革波。其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五次技术变革波被称为微电子学和计算机网络时代。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五次技术变革波的中期。
数字经济：工业革命的新阶段还是颠覆性的全新形态？
“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开启”成为共识，然而，如何认识这个时代却略有差异。数字经济是工业革命的新阶段，还是一种颠覆性的全新形态？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从工业革命的视角，当前的数字化转型正处于新一轮工业革命早期；按照经济学长波技术论观点，我们正处于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波中，这次技术长波将延展至本世纪中叶。就这一视角而言，将数字经济看作是工业革命的新阶段是合理的。实际上，“数字经济”这个词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Don Tapscott在其《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一书中，描述了互联网将如何改变世界各类事务的运行模式并引发若干新的经济形式和活动。2002年，美国学者Beomsoo Kim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一种特殊经济形态，本质为“商品和服务以信息化形式进行交易”。所以早期的数字经济本质上就等同于互联网经济。
现在，数字经济已不仅仅限于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还涉及其他行业的数字化。2016 年9 月，在G20 杭州峰会上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形成了一个共识度较高的数字经济定义，即“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后来，人们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将数字经济概括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部分。
“数字产业化”指的是信息通信产业，以原来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产业为主；“产业数字化”则泛指其他行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当前，人们对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达成共识，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当前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几乎都是用工业经济的概念和术语来诠释和描述数字经济、从信息技术的视角来界定数字经济、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属性”描述数据要素等。
然而换个视角，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这场社会经济革命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事实上，当前的数字经济研究和实践，已经面临诸多无法用工业经济理论解释和指导的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数字经济将是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全新颠覆性经济形态。如果我们考察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中出现的各类“现象”“议题”和“重大变迁”，那么当前这种在传统框架下对数字经济的诠释恐难以触及实质，有必要跨出既有认知，尝试构建面向数字经济的全新框架和模式。这也是我今天报告题目中既有感叹号又有问号的原因。就我个人而言，比较倾向于数字经济很可能是对原有工业时代的颠覆。当然，这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认识其本质。
计算技术及互联网发展深刻改变人类社会
从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诞生，到60年代的“主机时代”、80年代的“个人计算时代”，再到2000年开始的“移动计算时代”，现在，我们认为人类社会正进入人机物三元融合的“泛在计算时代”。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改变，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革命。
美国芯片厂商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于1965年提出了摩尔定律，到目前为止仍然有效。摩尔定律认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每隔约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现代信息技术自创立以来，一直遵循摩尔定律，呈高速指数发展。信息技术及其应用广泛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而且这种作用正在加强——无处不在的信息技术深度应用甚至将重构人类社会。
如今，信息技术在网络化、泛在化、智能化趋势下，基于互联网及其延伸，正形成新平台、新模式和新思维，人机物融合的“泛在计算时代”正在开启。所谓泛在计算，是指计算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
互联网革命的上半场已经结束，我们正在进入下半场。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发展的新领域，是在互联网基础之上、面向工业应用的演进升级。相对于过去的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有四个明显特点：以物为主，人机物协同；需要低延迟，安全可靠；核心技术亟待突破，应用落地复杂度高；应用专业化，尚无普适发展模式。
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国家战略
在此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的时代趋势。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变革是大势所趋，其核心驱动力是互联网及其延伸所带来的人机物广泛连接。可以观察到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各业态将围绕信息化主线深度协作、融合，完成自身转型、提升变革，并不断催生新业态。同时，一些传统业态也必然在这一轮变革中走向消亡。凤凰涅、浴火重生将是各行业、企业面临的必然选择。二是“转型”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考察过去社会经济发展的周期律，可以窥见这个转型阶段可能长达数十年。
工业革命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然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社会经济“革命”，在广度、深度和速度上都将是空前的，也将远远超出我们从工业社会获得的常识和认知，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这也是我认为需要把数字经济当成一种颠覆性的全新形态去研究的原因。
对我国来说，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建设数字中国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其途径是加快推进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其中，重点是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数字化转型将从消费和服务领域向制造业领域推进。
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资源、生产要素。数据的获取、处理与应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信息技术为数据处理提供了自动的方法和手段，推动数据（信息）成为继物质、能源之后的第三大战略资源。
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根本性的思想变革，是一种范型变迁。现有的信息化范型中，信息技术作为工具、助手的角色存在，应用于其他行业既有的工作方式和流程，帮助其提质增效。在未来的信息化范型中，信息技术将转变为主导、引领的角色，深入渗透各行业，对其生产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造成颠覆性影响。
培育数字素养 迎接数字文明
我们正在走向数字文明时代，数字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1996年，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出版《数字化生存》一书。20多年过去，书中的很多描述已经或即将成为现实。“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是否做好了迎接它的准备？
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整体性、系统化、颠覆性的社会经济革命，必然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仅从每个个体的立场考虑，需要培育自身的数字素养，至少做好“数字化生存”的准备。数字素养即适应数字化时代工作生活的基本修养和素质，具象为思维方法和相关技能。思维方法要从工业时代的“机械思维”向数字时代的“开放思维”转变，还要掌握“数字化生存”的基本方法和工具，具备基本的数据分析和应用能力以及编程能力。
计算思维是源自计算机界的提法，其相关术语包括互联网思维、数据思维、数字化思维等，是一种利用计算机科学中的基本概念，求解问题、设计系统以及理解人类行为的思维方式。在数字文明时代，计算思维应该成为每个人思考和认知世界的一种基本手段。
就信息技术行业从业者来说，还应具备软件思维，它是计算思维的具象化，表现为两个层面：编程思维和平台思维。编程思维指用程序实现算法或流程，以求解问题。编程语言是表达编程思维的工具。平台思维指屏蔽下层资源的异构性，沉淀上层应用的共性，是掌控系统复杂性的有效手段，如操作系统就是典型的计算平台。两者的关系是平台决定编程模式，平台越高层，编程语言就越高层、越抽象、越领域特定。编程语言可提升平台使用效率，使得求解问题更高效。■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见习记者严涛根据其在“科学与中国”再出发 ——“千名院士·千场科普”首场报告会上的报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