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新的博士后职位怎么样？”这是我在一次会议上遇到的一位前同事提出的一个看似无关痛痒的问题，但诚实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挑战。现实情况是，在从事博士后研究的5个月里，我越来越感到绝望，因为家人在适应新生活时遇到了困难，我也在努力启动自己的项目。最后，我闪烁其词，只是简单地提到了新职位的几个积极方面。但这个问题是一个转折点：我意识到目前的情况是不可持续的，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应对跨国迁移的后果。
我在祖国瑞士完成了博士学位。课程快结束时，我告诉妻子，如果想从事学术事业，我们可能不得不搬到国外去。她对此很感兴趣——她可以远程工作，而且一直想定居在另外的国家，我们也很乐意给两个女儿一个沉浸在另一种语言中的机会。所以，当我在美国获得梦寐以求的博士后职位时，我们都为即将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感到兴奋。
我们期待着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没想到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找到一个更稳定的住所之前，我们不得不频繁搬家，所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们以前没有来过美国，所以家庭在文化变迁和惯常瑞士生活的消失中挣扎——孩子自己走路上学、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玩耍。我们珍视的朋友和家人也远在大洋之外，由于预算限制和孩子对陌生面孔的反感，雇佣一个保姆也不可行。
这些压力渗透到我的工作生活，我发现自己无法投入想投入的时间。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必须为博士后研究学习新的测量技术，并建立一个实验装置。我还花了大量时间完成博士期间未完成的项目，这对我的要求很高，让我为无法全身心投入博士后工作而感到愧疚。
我决心在工作和家庭中都要取得成功，所以把自己逼得越来越紧，很少花时间充电。这个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失败了，我变得暗淡、筋疲力尽，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
在发现我不能诚实地告诉前同事自己的博士后经历后，我选择与一位咨询师交谈，以了解内心挣扎的根源。我明白不应该对自己太苛刻，带着家人跨越大陆并开始一个新项目，这些都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困难。这有助于我更客观地看待工作，而不是把自己与实验室里比我进步更快的人进行比较。
咨询师还鼓励我与导师分享艰难之处。我安排了一次会面，向导师透露了我因有时优先考虑旧项目而产生的愧疚，以及博士后工作进展缓慢带来的沮丧。他很善解人意，这减轻了我很多压力。他告诉我，许多博士后都遇到了类似的挑战，并让我多休息一段时间充充电。
在家里，我和妻子通过社交网络努力对抗孤独。我参加了大学研讨会，妻子参加了英语课程，这扩大了我们的社交圈。我们定期和瑞士的朋友通视频通话，重新取得联系，分享困难的事。我们把家庭时间更多地集中在有趣的活动上，比如旅行和露营。
有时，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仍然很有挑战性，就像在一个新的国家生活一样。但我目前在一个更好的地方。随着在事业上继续前进，我和家人肯定会遇到其他艰难的转变，但下一次我们会有更好的装备、更多的策略来应对挑战。■
Adrian Beckert是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后。
DOI: 10.1126/science.ze2s5e3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3年12月14日《科学》杂志。本文由中国科学报社翻译，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i-struggled-after-moving-internationally-postdoc-here-s-how-my-family-and-i-coped。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24年4月刊 科学·职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