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妈妈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3个月后，她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ICU）。就在我即将和项目负责人因一项帮助我过渡到教师职位的资助而见面的10分钟前，我得知了这个消息。在最后一刻取消见面是不专业的。但当我疯狂地把东西扔进行李箱时，我知道自己无法全身心投入。所以，我给项目负责人发了封邮件，解释了情况。她立即回信，让我专注于家庭。后来，当我妈妈离开重症监护室时，我仍然心烦意乱，无法见面。项目负责人重述了一遍她的信息：“未来几周的总体目标就是做一个好女儿，研究可以再等等。”她的话成为了我的人生路标。
自从妈妈2020年被诊断出癌症以来，她完成了每一次预后，对此我们非常感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在照顾他人和职业责任之间寻找平衡，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胜任工作。因和妈妈一起出城接受治疗或者太累下不了床，我错过了一些活动。我没有申请培训和资助的机会，因为我不能集中精力或者没有足够兴趣去尝试。我犯了草率的错误，总忘事。我担心这是在浪费自己多年来奋斗的事业，让导师、合作者和自己失望。
慢慢地，我开始觉得自己处在恰当的地方——不管个人还是职业。碰巧的是，我的研究方向是实施科学，一个旨在评估和改善医疗保健服务的领域。随着妈妈生病，我从以一种无菌的、远离尘嚣的方式研究它，变成了完全地、令人心碎地置身其中。在无助、压力和悲伤中，我发现无法关闭“研究的脑袋”，我研究着妈妈的病情，并给同事发短信表达想法。奇怪的是，这让我确信，尽管自己目前只把50%的注意力放在了事业上，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自己的科学问题，并为追求它们而感到兴奋。
我还了解到，让个人生活和工作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在妈妈生病之前，当院长问我过得怎么样时，我总是羞于在她面前哭。但她富有同情心的回应以及我从项目负责人那里得到的善意，说明真实和脆弱往往能激发出人们最好的一面。当我更加主动地向学生和期刊编辑解释自己的处境时，我得到了同情和理解，这些事提醒我，我并不孤单。谈论悲伤和看护的压力有助于我继续前进。
这些影响也帮助我成为一个更敏感、更体贴的同事、导师和教师。当我问候某人“你好吗”时，我知道这个问题有时很难回答。当我在工作中遇到潜在的负面评论或互动时，我提醒自己，我并不知道这个人今天的心情和感受如何。
时过境迁，我现在只能认为这很滑稽。那天我本应该和项目负责人讨论的资助申请被拒绝了两次，第二次发生在2023年3月的同一天，当时妈妈的医生说免疫疗法不起作用，她只有几周的生命了。进入2024年，妈妈见到了她的第一个孙子，我们又一起度过了一个假期。我的研究想法找到了新的资助来源，而且我不知什么原因还得到了晋升。
我不再试图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相反，我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欣赏那些超越资助和发表论文之类事物的新发现上——比如友谊、关系，有时出乎意料的支持来自于科学界的一员。虽然我有时会想念曾经拥有的清晰界限，但我已经学会了接受这种模糊。■
Rebecca Lengnick-Hall是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
DOI: 10.1126/science.zxr9gd4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4年1月25日《科学》杂志。本文由中国科学报社翻译，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juggling-my-dream-job-and-my-moms-cancer-is-tough-heres-how-ive-coped。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24年4月刊 科学·职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