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青年教师因工作单位的科研条件、学科专业、学生志趣等与自己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领域失配等问题，常常产生要不要换研究领域的困惑。此外，科研人员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往往产生类似于旅游时“从自己活腻了的地方跑到别人活腻了的地方去看看”的内在动力。而对博士毕业离开导师后刚独立开展工作的青年教师来说，要不要换研究领域的问题更紧迫也更关键。
决定要不要换、怎么换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考量是什么？统计学家、天文学家、社会学家凯特勒提出“平均人”概念的故事或许对我们有所启发。
凯特勒的两次跨界
凯特勒被誉为19世纪比利时的通才，23岁便获得比利时根特大学有史以来授予的第一个数学博士学位。
就像今天任何一个有追求的年轻博士一样，凯特勒渴望得到认可，最好名垂青史。他崇拜牛顿，惊叹牛顿发现统治宇宙运行规律的方式，即从物质和时间的混乱中提取有序原理。他想成为牛顿那样的人物。他认为要取得牛顿那样的成就，搞数学希望不大，最好的机会是在天文学领域。所以，他虽然获得数学博士学位，但为了实现梦想，决定改做天文学研究。
如何才能在天文学领域做出牛顿级成果？观察苹果落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拥有一个天文台是开展天文学领域重要研究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凯特勒需要一个天文台，胜过今天的纳米科学家需要一台电镜。
1823年，27岁的凯特勒成功说服政府在布鲁塞尔建一个天文台，并被任命为天文台台长，开启了他人生中第一次跨界研究。
建天文台对凯特勒来说是新生事物，他从零开始，遍访欧洲各天文台学习最新的天文观测方法。1830年，当他结束欧洲之旅，正沉浸在即将大显身手的喜悦中时，却得到一个不幸消息——比利时发生革命，天文台被军队占领。凯特勒不知道革命将持续多久，革命结束了新政府是否还会支持天文台的工作，他感到彻底无望，于是决定再次跨界，回归不依赖“高大上”仪器设备的研究。
凯特勒想利用近几年掌握的天文学方法研究人。于是，他为自己设定了新目标——成为社会学领域的牛顿。在他心中，不管做什么研究，都要成为牛顿那样的人物。他的决定最终导致一场社会学领域的革命，尤其是他提出的“平均人”概念，解释了众多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问题。
凯特勒的这次跨界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当时欧洲正掀起历史上第一次“大数据”浪潮，各国于19世纪初开始制作和出版大量有关公民的数据，如每月出生和死亡人数、犯罪数及每个城市的患病人数等，但没人知道如何有效解释这种数字的“大杂烩”。
凯特勒决定将天文学方法应用于这些数字。他首先分析了一组发表在《爱丁堡医学杂志》上的数据——5738名苏格兰士兵的胸围尺寸。他把每个测量值加起来，然后除以士兵总数，结果超过39.75英寸。
这个数字及其得到方法现在看来相当简单，但意义非凡。它是科学家第一次计算出人类某个特征的平均值，并由此带来重大科学问题：这种平均的确切意义是什么？是正常人胸围大小的一个粗略指数，还是对随机选择的人的胸围尺寸的一种估计？数字背后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含义？
天文学家认为，对一个天体的每次测量（如一个科学家测量土星速度）总是包含一些误差，但使用平均测量可以减少一组测量（多个科学家测量或某个科学家多次测量土星速度）的总误差，从而得到真实值。
凯特勒将同样的思维用于对人类平均的解释——每个士兵的胸围尺寸代表一个自然发生的“误差”实例，而平均胸围代表“真实士兵”的胸围。
所谓“真实士兵”是指一个完美形态的士兵，没有任何物理瑕疵或损毁，正如自然界希望一个士兵成为的那样。这是关于人类平均的第一个科学解释，是从天文观测中孕育出的概念。
凯特勒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遵循同样的推理，每个人都是人类的某种宇宙模板的一个有缺陷的复制品，他把这种模板称为“平均人”。在凯特勒看来，“平均人”是完美本身，是自然界期望的一种理想人，没有误差。一切不同于“平均人”比例和条件的方面，都将造成畸形或疾病。
凯特勒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是在他们所处时代和地域最接近“平均人”的人；一个社会所有的人偏离“平均人”的程度越小，这个社会的矛盾便越缓和，即一个社会“奇葩”越少、越稳定。
凯特勒的理论影响了众多领域。例如，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受其启发，创立了气体力学的经典理论；麻醉学家、流行病学家斯诺用他的理论在伦敦抗击霍乱，标志着公共卫生医学的开端。
远离热门研究
不难发现，凯特勒决定要不要换、怎么换研究领域的一切考量只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没有树立要成为牛顿式人物的目标，并致力于研究能成就这一目标的问题，他不大可能两次换研究领域。
现实中，不少青年教师是“基础控”和“条件控”，即选择研究领域时受基础或条件控制，不敢越“雷池”——原来的研究领域半步。
但在凯特勒眼里，相对于问题和目标，基础和条件根本不值一提。可以想象，如果纠结于基础和条件，他要么一辈子死守数学领域，要么至死都在为天文台劳心费力。
凯特勒的考量在顶尖科学家中具有普遍性。《物理世界》曾发表一篇文章，探讨诺奖得主为什么喜欢远离人群。文章指出，许多诺奖得主在得奖前许多年就喜欢远离人群（本质上是放弃热门研究领域）。得奖后，他们利用诺奖带来的自由，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进入“无人区”。之所以这么做，背后的驱动力量显然是“无人区”更可能产生诺奖级成果。
我们也许没有凯特勒和诺奖得主等顶尖科学家那样的雄心壮志，但他们在研究领域选择上的考量值得我们借鉴。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给年轻科学家的信》一书中这样告诫我们，最好离热门研究远点，“在你给自己做长期规划之前，请记住那些领域已经人才济济，你只是一个新人，恐怕只能扮演一群受勋将领麾下的小卒”。
选择尚无人问津的领域，“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孤单、充满不安全感，但是在其他一切都相同的情况下，在这样的地方，你更有机会崭露头角、及早体验找到科学新发现的快感”。■
（作者系湖南大学教授）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24年8月刊 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