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怦怦直跳，视力模糊了。当与会者讨论晚餐菜单时，我却在试图避免恐慌发作。“我为什么会这样？这辈子就这一次，必须振作起来。”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当必须参加会议时，我不知所措，大脑停止运转。在小组讨论中，恐慌占据了上风。多年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当身体在读博期间最终发起反抗时，我发现了原因——我是神经多样性人士，同时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自闭症。我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会带来新的担忧，还有被污名化的风险，但知道了“我是谁”让我得以茁壮成长。
现在回想起来，这并不让人惊讶。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很难与同龄人交流，更喜欢一个人玩，读书、做美工或者自学钢琴和吉他。大学里，我努力维持友谊，翘掉了几乎所有课，因为我无法跟上进度。作为一名研究生，我无法摆脱那种我不属于这里的感觉，我欺骗了每个人，让他们相信我比实际更聪明。如果开口说话，每个人都会发现我是一个骗子，通过欺骗获得博士学位。在博士学位道路上走得越远，我的焦虑就越强烈。长期的压力导致我患上了肠易激综合征，几乎没有勇气离开家。一位医生告诉我这“都是我的幻觉”，只需要控制饮食和压力。我寻求心理健康专家的帮助，得到了关于我的诊断结果。
我很兴奋，因为我终于弄清楚了自己的问题。当沉浸在相关文献中并熟悉自己那神经发散的大脑时，生活开始有了意义。社交是很困难的，因为自闭的大脑经常忽略或不理解不成文的规则。繁忙的会议和拥挤的活动让人精疲力竭，因为敏感的大脑很容易被明亮的灯光、嘈杂的噪声和强烈的气味所淹没。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让我很难处理听觉信息，这也解释了我听讲座和谈话时为什么总是很困难。我下意识地学会了隐藏这些特质，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内在化并责怪自己，我已经因为伪装而筋疲力尽了。
然而，在为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而感到宽慰的同时，我也担心自己在学术界的职业前途。当我需要额外时间来表达想法或消化他们的话时，同事会认真对待我吗？会接受我需要每天服药才能集中注意力吗？缺席工作聚会或集体午餐会限制我的机会吗？
同事们都非常理解我，我的男朋友、朋友和家人对我的能力毫不怀疑，并鼓励我继续下去——只是做了一些修改，以帮助我茁壮成长。我买了降噪耳塞，制作了适合感官的播放列表，还买了一个在家工作的设备。我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将大任务分解成小步骤，并帮助我用语言表达想法，学会了认真列出会议讨论主题。当缺少精力时，我开始对社交活动说“不”，并尽量不为此而感到内疚。我接受了自己的精力在高度集中的高峰和疲劳的低谷间起伏的事实，可以根据自己的能量水平安排任务。
作为神经多样性人士并不容易，但我发现自己的特质很有价值。我的大脑擅长模式识别，这在通过显微镜识别物种或编写代码时很有用，高度专注使我很快成为一名自学成才的专家。我仍然在与自发的社交活动作斗争，但如果有时间做好准备我就参加，甚至乐在其中。在接受自己神经多样性大脑的过程中，我发现那些曾经看起来不可逾越的障碍，实际上成为让我变得更真实、更自我的垫脚石。■
Charlotte Goeyers是比利时根特大学的博士生。
DOI:10.1126/science.z4vt2a2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4年2月22日《科学》杂志。本文由中国科学报社翻译，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amid-phd-struggles-learned-neurodivergent-found-ways-thriver。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24年8月刊 科学·职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