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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尉
　

　　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院校的独立品格和学术环境，受行政化之苦久矣。因此一般认为，教育去行政化的最大动力，肯定来自高校渴望回归教育规律和学术尊严的内在需求；而去行政化的最大阻力，则一定来自教育行政化的始作俑者和既得利益者，即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杨文志

“山寨”最早是用来描述“珠三角一带的某些厂家生产的手机，使用一种中国台湾研制的低廉芯片，价格极低而又融合了市面上主流手机的先进功能，并有所创新，迅速占领中国低端手机市场的大部份额”的现象。“山寨”和“山寨文化”乃中国独特。如今“山寨”概念已延伸，“山寨文化”广泛传播，以致成为2008年最时尚和热门的词汇，从“山寨”明星，到“山寨”春晚，再到“山寨”讲坛，好不热闹......

面对这种新形势，我国学术界一些人始终没有甘愿示弱，也迅速掀起“山寨学术”的新高潮，特别是在2009年可谓登峰造极。对照一下，我们就能看看明白，我们有多少是“山寨学术”：

杨文志

在国内的许多场合，学术演讲者好请；要是附加一定出场条件（如差旅费、演讲费等），更好请。但是，听众难请，很多组织者都会为组织一定数量的听众为难。为什么我们的听众都不愿意去听学术演讲或报告呢？我以为，问题主要出在报告人的学术演讲上。我也听过一些报告（个别很精彩，终身难忘），但相当多的报告是在念稿子（有的列个提纲就上台讲）、准备很不充分、演讲不精彩、给人启迪不够......听这样的报告等于是“自杀”（浪费自己和别人的人生）。

作为学者，学术演讲是常态。没有进行文体转换的演讲，是学术演讲的大忌。在听者看来，最反感念稿，据有关调查资料，97.1%的听者认为最难以忍受的是念稿、冗长等的演讲；而念稿式的演讲，有35.4%的与会者认为只听到演讲者的声音、45.8%听众认为什么也没听到，只有10.4%的与会者认为听到稿子的内容 。

杨文志

学术不端万害无一利，本不存在任何赢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学术不端为何屡禁不止，我以为这是“利益分配”机制在中作怪。如果将学术不端也能视为一种具有一定“市场”的“负产品”，那其附加值的分配必然遵循现代知识产品的规律。

——学术制度安排者和“售假者”是学术不端最大的“赢家”。我仔细研究后以为，学术不端的“附加值”分配完全符合“微笑曲线”规律。“微笑曲线”式价值分配率，是我国台湾著名IT企业家施振荣提出的。他认为，现代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链中，在前端的创新－研发－设计环节，以及后端的物流－行销－品牌环节中，其产品附加值的分配权重达到80—90%，而在产品的生产环节获得的附加值仅为5%—15%。如，一只芭比娃娃在中国工厂的出厂价仅1美元，而在美国沃尔马的零售价为9.9美元，国外企业依靠设计与创意、品牌与销售赢得的利润远远高过中国的生产厂家。

杨文志

现在的学术不端并非一个人或一个单位（团队）所能为。我国现今的学术不端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一个越来越长的“产业链”或“利益链”，就如同当今的其它商品一样，是一个包括设计、制造、销售、服务等环节的链条。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和研究，就不难发现学术不端这种“负产品”也是如此，单靠某一个人或单位，往往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它实际上也是需要至少包括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在内的多元参与和推动才能真正完成。

——学术不端产品“设计者”往往不经意地在学术制度的设计者中悄然产生（他们本人可能很不情愿承认），这主要是指政府、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等，在其规划、计划、项目实施、资源分配，以及人才政策、人才评价、晋级制度、奖励制度，评价体系、资助体系等的制度设计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强调自己部门（团体）的权限、地盘、资源掌控量、评判权、分配权、裁量权、裁判权、解释权、话语权等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完成学术不端这种“负产品”的设计。一些带有绝对导向性、功利性、保护“自留地”等价值取向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为学术不端的“生产者”提供了“产品构思”或“产品图纸”或“路线图”。

快30年工作经历中，我有过做学问、做生意、做官员的阅历，经常要为讲几句而犯难，也使我悟出了身份不同，三者说话的奥妙和技巧不同。这就是：在官场，最大的忌讳是说错话；在学界，最大的忌讳是说假话；在商界，最大的忌讳是说实话。

——官员最大的忌讳是说错话。在政界、在官场，其基本文化是科层制，下级服从上级。在官场说话很有技巧，官话、套话、空话、白话、恭维话、拍马屁的话、黄话等都可以说，虽然有人不高兴，但这也实属正常，可以理解，而且不会犯错误。喊口号、无语、装哑，这也可以因情况而异。高调、低调、不着调，这属个人风格，因人而异。身在官场，说话的机会超多，经常邀请要讲几句，说话多了错话就多，明智的官员把多到场少说话视为良策。在官场，时常是真话不能讲、假话不能说，须处处小心，特别是在面对上级、面对媒体、面对群众时，在说话上更有讲究，无论怎么讲究，其底线就是不能说错话。说错话，领导不但不高兴，而且时刻铭记，终身不忘，一错造成千古恨，仕途终也；说错话，媒体不高兴，有理无处说、也道不清，后悔晚矣，一切将休也；说错话，群众不高兴，群起而攻，自信和公信完矣。

当前，我国学术界特别是高校暴露出来的学术不端问题越来越多，根源越来越清楚。在新的一年里，关键不是说道，是下决心治理，请回被我们赶走的大学精神。

一、昨天的大学：爱你没商量

我们历经的大学，使我一生受益，终身铭刻。我是在1979年上的“传统大学”，当时的大学生充满荣誉感和责任感，富于理想，对未来充满希望。那时的大学非常节俭，校园都是原生态的，校园里到处可以见到杂草，道路泥泞，一些阴沟都需要学生义务劳动时来掏，学校的条件简约，教学楼很破旧，有些门窗都破了；6—8人一个宿舍，上下铺，但必须的教学、实验、实习经费都是基本满足的，而且非常强调试验；大学的学习氛围很好，不用提前去联系工作，能保证全部时间用在学习上，业余生活丰富多彩，非常温馨、幸福和难忘。现在看来，客观讲当时老师们的学术水平并不很高，但他们基本知识扎实，学风过硬（从来没有听说过造假、抄袭什么的），职称不高，工资很少，生活俭朴，而都非常敬业、负责，为我们师表、解惑、授业，老师很有威信。我当年在这样的环境中、基本是依靠大学提供的“双甲助学金”（每月生活费17.5元、零花费3元，总计20.5元/月，四年共计984元，当年我的最爱——回锅肉一直是每份0.25元）完成了四年大学的学业，除粮票以外，基本没有更多用家里的钱，对此我终身感激母校和老师。我今天的大部分机会和能赖都是大学和老师给我的。

2009年，对我国学术界来说，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又有无数论文出炉，又一批具有学术成就的学者、官员评上了先进、当上了院士。据2009年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数据，2008年我国发表SCI论文11.67万篇，排名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扣去香港、澳门同胞的发表数量，仅统计内地科技人员的发表量，则列名世界第4，排在美国、英国、德国之后，超过了日本），比上一年提升了1位。2008年中国人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专利授权1536件，排在世界第8位，比上一年提升8位。但这些，丝毫没能掩盖我国学术界的某些利益集团、某些共同体性的学术道德沦丧。2009年，我国学术界遭遇历史罕见诚信危机。

一、老百姓心目中专家变为砖家

据《求是》杂志所属《小康》诚信度调查，2006年最讲诚信的职业群体分别是农民（63.00%）、军人（57.5%）、工人（50.9%）、科学家（49.2%）、农民工（45.3%），科学家排在第4位；2007年最讲诚信的职业群体是农民（60.8%）、军人（56.4%）、科学家（51.4%）、工人（48.2%）、农民工（45.2%），科学家排在第3位；2008年最讲诚信的职业群体是农民（58.4%）、军人（56.8%）、科学家（48.4%）、工人（43.6%）、农民工（42.4%），科学家排在第3位。2009年最讲诚信的职业群体变为农民（17.3%）、宗教职业者（9.7%）、性工作者（8.9%）、军人（8.7%）、学生（7.9%）。在2009年老百姓心目中，最讲诚信的职业人群中已经没有专家们的位置，而取而代之的是性工作者，在诚信方面我们的“专家”不如“妓女”。我们的专家在老百姓眼里被沦为了“砖家”。于是，有了“中国人一说诚信，上帝就发笑”，“宁信妓女，不信官员；宁听农民，不听专家”言语。